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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相对我们这样的大企业而言，但对单个小出版商来说，他们跟当当网打交道蛮困难的。另外，打折竞争的要害是对小的实体书店形成了重大冲击。考虑这个问题时，要考虑整体，因为打折竞争，许多小的实体书店死掉，对出版商来讲是一个损失。我的书本来通过原来的渠道也可以卖掉的，结果最终都集中到了网络渠道。所以业内要建立协会，要确定各种规则、法案，来保护小书店，也就是保护出版商自己。在英国，图书定价制度和交易规则还要经过作家协会同意，因为这和作家的利益相关，关系到作家作品销售量的多少。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产业链上各个市场主体都很重要。光看我们自己，当然觉得当当网很好，今年我们在当当网的销售额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但是要从整个行业来看问题，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从长远看是有好处的，不会形成一家独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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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规范网络书店的价格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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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昕：在自由价格体系下，图书的售价由零售商决定，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零售商对价格弹性较高的图书品种，比如大众图书，通过打折等手段提高销售量，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出版业就是如此。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像我们的网络书店那样对所有的图书均大幅度打折，它只对一些畅销书实行大幅度打折促销手段。另外更加重要的是，美国虽然一般不限制书店对读者的售价与折扣，但同时制定了一个名叫劳宾斯的法案，不允许出版社对不同规模的书店提供不同的供货折扣，以避免大型连锁书店以进货规模优势获得优惠的进货折扣，从而对小书店形成不公平竞争。比如说，出版社批给Barnes & Noble（美国最大实体书店。—编者按）一万册是六折，批给夫妻老婆店一本，也必须是六折，这就保证了小书店的生存。但在中国这两方面规则都不存在。当当网从很多出版商那里是五折进货的，但个体书店可能得七折进货了。这不利于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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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诗亮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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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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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黄育海谈民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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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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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2009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行业改革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民营出版的合法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民营出版持续近二十年的地下状态。而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读者手中的相当一部分图书其实都是由民营出版企业参与制作，虽然使用的是国营出版社的抬头。改革开放三十年，出版行业可能是改革最严重滞后的几个行业之一，《指导意见》虽然给予民营出版公司合法身份，但它们依然没有出版权或者说书号，这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不无相似之处。渴望获得国民待遇、希望与国营出版社公平竞争、获得国家一定政策经济支持、憧憬似乎美好的资本市场、拓展新出版市场和出版转型……这是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育海与许多民营人正憧憬着、努力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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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出版已经是我国出版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行业改革指导意见》，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民营出版的合法性。那目前民营出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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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海：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这个《指导意见》确实非常重要。二十年来，民营出版虽然存在，但其实一直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如今大家终于可以浮出水面光明正大做出版，真正意义上扩大了出版规模，认真从事这个行业。应该说，民营出版这些年来对中国的出版行业贡献非常大。民营出版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出版了很多高质量的图书。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公民都有出版自由，所以民营出版企业跟其他民营企业一样，都是我国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提供了总就业的百分之八十，民营出版企业提供的出版就业数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它们出版了更多畅销的、高品位的图书。从总体来说，民营出版企业所占的份额并不多，大概占市场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但是民营出版企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市场上贡献的畅销书的书目比较多，这跟民营出版企业更多地关注市场有关。民营出版企业在市场上的手段和机制更加灵活。所以，合法化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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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指导意见》对我们来说还不够，因为它并没有真正把出版权（也就是书号）给予民营。从理论上来说，国家应该允许民营企业真正全面进入出版业，但实际上不是。其实，没有理由不给予民营出版真正的出版权。一些好的、大的民营出版企业这些年并没有发生出版事故。所以，说民营出版把不住政治关，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和所有制形式没有必然关系，它只跟出版团队有关系。我认为，如果谁发生了出版事故，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都应该为此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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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出版权不放开，特别是不给予民营出版企业，结果就是让每家民营出版企业都得和国营企业进行合作，简单地说就是取得出版书号，代价就是民营企业要把一部分利润切给它们，其实就是增加民营企业的成本，这不利于民营出版的发展。同时，国营出版企业中也会滋生出一些寄生虫，依靠书号交易不劳而获。所以我认为，总署应该给予民营和国营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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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在出版行业给予民营企业出版权是一种趋势。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完全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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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策法规，民营出版在流通领域也受到一些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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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海：这是所有出版企业都面临的问题。由于国内书价太低，使得所有书店都很难经营，各种类型的小书店在不断萎缩。比如上海，你很难找到五十家、一百家像样的书店。而同样人口基数的大城市如纽约、东京、伦敦，都有两三千家书店。因为书价低、地租高，书店就少了，这给所有出版企业都带来困难。书出来了，在哪里卖？从物价上来说，书价的增长远远低于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图书的低定价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对知识的不尊重。我们的图书价格是根据纸张来定价的，书越厚越贵，而不是知识含量越高越贵。这就造成真正有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的书很难出版。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有二十七万多种，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是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书不多。一方面读者正常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大量粗俗的读物面世。主要原因是书价过低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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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民营出版企业的相当一部分利润被国营出版企业拿走，所以它们的利润更薄，为了维持生存，它们中一些人不得不唯利润、唯畅销书论。但假定说，书价提到一定高度，像台湾那样，一本书印刷两千五百册就能保本。因为现在首版两千五百册肯定会亏损，民营企业亏不起，国营企业也亏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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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注意到，近一年多来，不少有实力的民营出版企业纷纷与国营大出版集团合作，例如共和联动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进行了深度合作，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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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海：现在的民营出版企业和国营出版企业各有自己的优势，民营出版企业在体制上比较灵活，它以生产力发展为第一要务，有利于出版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他们活力的主要方面。而不像有些国营出版企业，人浮于事、互相扯皮、政绩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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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这首先是一种进步。国有出版企业资金实力比较雄厚，而民营出版企业比较灵活。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民营出版企业，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寻求与国营出版的合作。实际上无论从人才还是资源来说，真正有实力的还是在国营出版企业里面。民营出版企业与国营出版合作是寻求发展的一条很好的出路。民营企业对市场的敏感、机制的灵活性与国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出版权、人才储备结合起来，是一种双赢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保持双方的优势，发挥双方的优势，而不要对立起来，不要变成劣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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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营出版也并不是无可指责的，您认为民营出版企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