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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就像我前面说的，除了你自己的品位喜好和直觉之外，没有什么发现天才的特定标准。如果你是个有经验的编辑，通常读一部书稿的一两段就知道这作者有没有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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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本人已经写了好几本书，颇受评论界好评。您觉得对一位编辑来说，能否写作重要吗？甚至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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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一个编辑肯定没有必要一定要会写作，尽管许多编辑很乐意成为作家。我本人就不喜欢写作，也从来没有丝毫当作家的野心。写作对我来说是很晚才开始的事儿，那时我都过了六十五岁了。之后我写了几本书，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还为一份纽约报纸写了几年舞蹈评论。可以说，是写作找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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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出版商有一种使命感，而今天的出版社CEO更像是商业战略家。他们倾向于将书当成纯粹的商品，而不是某种带有文化价值的内容。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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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还是有不少出版商将书籍当作书籍对待，而不仅仅是商品。说到底，如果不喜欢书，何必来出版界找工作呢？其他行当能赚的钱要多多了。对我来说，最满意的事莫过于看到不符合常理预期的书籍能够一飞冲天，得到大量读者。而这发生的频率比你想象的要更频繁。当然，愚蠢的书和糟糕的书也会畅销，正如事实一直如此。但好书得到的机会和那些烂书是一样的，可能还更多些，因为我们的推广手段比以前更老练更复杂了。至于畅销的烂书，它们很快会消失并被人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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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社会主义时期，莫斯科地铁里的人都在读高品质的文学，而今天地铁里的人都在读垃圾作品。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大众阅读水平的堕落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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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我无法评论莫斯科的情况，但是在纽约地铁里，人们读的大多是报纸和杂志。学生们会读教科书，还有许多其他人在读通俗小说、严肃小说、传记等等，几乎覆盖了所有阅读素材。（当然我没法知道他们从Kindle或其他阅读器上正在读什么内容。）诚然我们会受到所谓“愚昧化”现象的影响，但是也应看到，严肃书籍的销量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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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人说您喜欢收集古怪的东西比如塑料手袋，“怪异”是否开启了生活的另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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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我不知道他们说的“古怪”是什么意思。我收集的塑料手袋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古怪，奇怪的是其他人不懂得欣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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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能够读到您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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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利布：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写一部回忆录。编辑的自传往往充满自吹自擂。此外，我觉得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事儿都很私人化，所以应该保持私密性，不宜公之于众。但同时，我对编辑技术和出版业有很多想说的，也常有人敦促我写下来。也许等我完成手头正在写的关于狄更斯的孩子们的书，我会开始考虑。多谢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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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韵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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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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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我的“《读书》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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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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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雅，曾用名赵永晖，笔名扬之水，是我多年前的老同事。我们的关系就如歌中唱的“从来也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就算许久不见面，碰头时仍像昨天下班刚分手今天又见到一样，没有任何隔阂与生疏感。不论说什么话谈什么事，想法差距再大也尽可随意放言，从不担心对方会介意，真的听着不顺耳了，也就是自认晦气而已。我仗着比她大两岁，有时还要说几句带点儿教训意味的话，她全然无所谓，我也一样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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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的“老同事”之谊，这样互相绝对信任、不亲密但无间的关系，我们把它叫做“同事”，没有定位为“朋友”。我想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的“同事之谊”更加宝贵。我们是在《读书》杂志做“同事”的，那是我们全力以赴求知、充满激情工作的岁月，是我们的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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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雅好不容易地下了决心要出版这部十年的日记，请我帮她编辑和写篇序，而且还指定序言不许写她个人而要写 《读书》；我也好不容易地才下了决心让自己暂时回到早已走过的时空中去，找找当年的脚印，想想留在自己感觉和记忆中的——只是我的，不是赵丽雅的，也不是其他人的，当然更是挂一漏万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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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读书》创刊之前，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这个正在筹备的刊物的。那时我是个刚刚从边疆回到北京的知识青年，也叫做“待业青年”，来编辑部只是义务帮忙打打杂。连初中都没有正经读过的我，对这里充满了景仰和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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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1979年4月创刊的，创办者是几位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在知识界、出版界工作，文化素养深厚且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老前辈：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丁聪等，这些先生组成了当时的编委会。策划这本期刊时，他们得到了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知识界老一代中坚人物的大力支持。听范用先生说，当时杂志名称初拟为《读书生活》。征求意见时，夏衍先生说，“读书”就好，何必“生活”，刊名遂由此而定为《读书》。我有时想，也许加上“生活”二字，杂志会是另一种面貌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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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的创刊意图是：针对此前三十年对读书所设的种种禁区而倡导阅读的自由。刊物的方针是“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提倡读书、思考、探讨，对当时思想界的种种混乱想法和现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读书》的方针在1981年一期的《两周年告读者》中明确形成，基本为：解放思想、平等待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做无结论的争论、提倡知识、注意文风，等等。这些办刊原则当时被编辑部奉为圭臬，《两周年告读者》的作者正是创办人陈翰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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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前的几个月里，编辑部始终洋溢着一种紧张而热烈的气氛，执行副主编史枚先生和董秀玉女士是具体的操作人员。我跟在董秀玉后面听候指示。董秀玉当时很年轻，大家都叫她“小董”（后来她从香港回来当三联书店总经理时，我好不容易才习惯了叫她“老董”）。那时，前辈们虽至少是花甲之年的人，但心气热情之高却如年轻人，他们天天乘公交车来朝内大街166号上班，开会时不是大说大笑、高谈阔论就是激烈争论。前三期的草目出来时，一位前辈看到在一边伸着脖子的我，就递过来一份说，你看看怎么样？我记得当时的目录中开宗明义就是《读书无禁区》，接下来有《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海关关书——三尺法何在？》等等，当然说：太好了。不料前辈说，这话太泛了，怎么好法？我回答，这是大家都想说又没说的话。他这才点点头：这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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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杂志杜绝错字，编辑部拿出严防死守的绝活，除了专职校对的前两校外，由我和董秀玉在三校时担任“读校”，就是我们俩轮流一个读原稿一个看校样来校对全刊的约十六万字。读稿时要把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读出来，什么“点”、“圈”、“书名”、“冒”“上引下引”之类。读完一期杂志要整整三天，真是读得头昏脑涨、口干舌燥。前三期杂志就是我们两个这么读出来的。董秀玉曾是业务最好的优秀校对员，我对校对业务的知识，包括各种校对符号的标示方法等等，基本都是在这个时候跟她学的，也算是出自名师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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