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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我的“《读书》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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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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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雅，曾用名赵永晖，笔名扬之水，是我多年前的老同事。我们的关系就如歌中唱的“从来也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就算许久不见面，碰头时仍像昨天下班刚分手今天又见到一样，没有任何隔阂与生疏感。不论说什么话谈什么事，想法差距再大也尽可随意放言，从不担心对方会介意，真的听着不顺耳了，也就是自认晦气而已。我仗着比她大两岁，有时还要说几句带点儿教训意味的话，她全然无所谓，我也一样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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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的“老同事”之谊，这样互相绝对信任、不亲密但无间的关系，我们把它叫做“同事”，没有定位为“朋友”。我想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的“同事之谊”更加宝贵。我们是在《读书》杂志做“同事”的，那是我们全力以赴求知、充满激情工作的岁月，是我们的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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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雅好不容易地下了决心要出版这部十年的日记，请我帮她编辑和写篇序，而且还指定序言不许写她个人而要写 《读书》；我也好不容易地才下了决心让自己暂时回到早已走过的时空中去，找找当年的脚印，想想留在自己感觉和记忆中的——只是我的，不是赵丽雅的，也不是其他人的，当然更是挂一漏万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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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读书》创刊之前，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这个正在筹备的刊物的。那时我是个刚刚从边疆回到北京的知识青年，也叫做“待业青年”，来编辑部只是义务帮忙打打杂。连初中都没有正经读过的我，对这里充满了景仰和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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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1979年4月创刊的，创办者是几位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在知识界、出版界工作，文化素养深厚且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老前辈：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丁聪等，这些先生组成了当时的编委会。策划这本期刊时，他们得到了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知识界老一代中坚人物的大力支持。听范用先生说，当时杂志名称初拟为《读书生活》。征求意见时，夏衍先生说，“读书”就好，何必“生活”，刊名遂由此而定为《读书》。我有时想，也许加上“生活”二字，杂志会是另一种面貌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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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的创刊意图是：针对此前三十年对读书所设的种种禁区而倡导阅读的自由。刊物的方针是“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提倡读书、思考、探讨，对当时思想界的种种混乱想法和现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读书》的方针在1981年一期的《两周年告读者》中明确形成，基本为：解放思想、平等待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做无结论的争论、提倡知识、注意文风，等等。这些办刊原则当时被编辑部奉为圭臬，《两周年告读者》的作者正是创办人陈翰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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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前的几个月里，编辑部始终洋溢着一种紧张而热烈的气氛，执行副主编史枚先生和董秀玉女士是具体的操作人员。我跟在董秀玉后面听候指示。董秀玉当时很年轻，大家都叫她“小董”（后来她从香港回来当三联书店总经理时，我好不容易才习惯了叫她“老董”）。那时，前辈们虽至少是花甲之年的人，但心气热情之高却如年轻人，他们天天乘公交车来朝内大街166号上班，开会时不是大说大笑、高谈阔论就是激烈争论。前三期的草目出来时，一位前辈看到在一边伸着脖子的我，就递过来一份说，你看看怎么样？我记得当时的目录中开宗明义就是《读书无禁区》，接下来有《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海关关书——三尺法何在？》等等，当然说：太好了。不料前辈说，这话太泛了，怎么好法？我回答，这是大家都想说又没说的话。他这才点点头：这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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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杂志杜绝错字，编辑部拿出严防死守的绝活，除了专职校对的前两校外，由我和董秀玉在三校时担任“读校”，就是我们俩轮流一个读原稿一个看校样来校对全刊的约十六万字。读稿时要把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读出来，什么“点”、“圈”、“书名”、“冒”“上引下引”之类。读完一期杂志要整整三天，真是读得头昏脑涨、口干舌燥。前三期杂志就是我们两个这么读出来的。董秀玉曾是业务最好的优秀校对员，我对校对业务的知识，包括各种校对符号的标示方法等等，基本都是在这个时候跟她学的，也算是出自名师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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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古朴端庄绿色封面的第一期《读书》，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音乐会上，“小董”从印刷厂直接来到剧场，带着新的第一期杂志，当时编辑部的先生们都在这里，那种开心真是无以言表。不过，在那以后我暂时离开了编辑部几个月，走时却没有想到还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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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杂志是属于出版社的，我作为“待业知青”不能进入这样的国营机构，出版社也没有可以招收人员的“指标”。我需要起码先使自己具有了“全民所有制”机构人员的身份，才有可能“自带指标”进入出版社，那真是谈何容易！但天无绝人之路，参加了当时面向知识青年的招工考试后，我进了一家“全民所有制工厂”去当油漆工。不想几个月后，董秀玉就去工厂为我办了调动手续。如同做梦一样，我又回到了《读书》编辑部，从此一待就是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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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回到的编辑部已经热闹多了，编辑人员开始增加，沈昌文先生作为执行主编执掌了全部编辑工作，王焱、贾宝兰、杨进、倪乐、赵丽雅等也先后陆续来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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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位经验和学识深厚的前辈们引领下，我们既兴奋又兢兢业业地学习办刊的工作。杂志是自创刊始就围绕着中国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所关注的种种问题组织编辑工作的，我觉得它也时时在对社会思潮的反映中演变着自身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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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2年可以说是早期阶段，《读书无禁区》的巨大影响使它广受注目，各种不同意见也相继而至，第六期即有一篇文章是《读书不能“无禁区”》，认为必须禁止反动、黄色的读物，如无禁区，必定天下大乱。同期还有《禁锢不好，完全放开也行不通》等等。同时又有一系列文字如《读书应该无禁区》、《解放“内部书”》、《借书难》、《当代的也要“拿来”》，以及朱虹评论《简•爱》的文章《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和林大中的《黄色•色情•爱情》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展开讨论，配合突破多年来森严的读书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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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的老一辈主持者都是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洗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生活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当时思想解放的浪潮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针对“文革”中的思想禁锢，《读书》致力于提倡在学术问题上应该允许心平气和地平等讨论，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金春峰的《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林欣的《反对封建君主制的强大思想武器——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都是直接针对社会现实的；在经济学的范围内，杂志组织发表了《经济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杨培新）、《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述评》（苏绍智）、《坚持从生产力出发研究、解决经济问题》（唐宗焜）等；而最突出的是李以洪的文章《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开启了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林春、李银河的《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提出封建文化是现代化的死敌；包括外国文学领域里柳鸣九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等，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有冲击力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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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杂志的面貌是当时的主持者们自身的经历、思想和追求，在与社会思潮的激荡互动中形成的。他们在痛定思痛后，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拨乱反正的热潮。为了引导讨论的深入，我记得史枚先生往往亲自操刀，伏案赶写出一篇篇适应需要的文字以笔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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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之后曾有过一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规模批评，敏感之际，杂志发了《学术自由与自由化》的文章，虽然意在区分两种自由的界限，但在编刊的方针上，明显开始疏离政治，在思路上凸现出“知识分子化”趋向，然对经济理论和社会经济活动这一最不易受干扰领域的关注和参与则继续保持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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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及学术研究的关注起始于对国外现当代学术思想的介绍，比如《〈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赵毅衡）当是对比较文学最早的介绍，《记〈菊与刀〉》（金克木）在回顾旧书时介绍人类学与比较文化学，《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赵鑫珊）所倡导的观点今人会以为并不新鲜，但这些在当时都是对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开风气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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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中国文学的创作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心，杂志1982年发表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王蒙）、《在新、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刘心武）即是预示新时期文学创作大潮将起的先声：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那批作家已经起步，开始把小说的创作推向高潮。 《读书》此一期间连续发表了对王蒙、刘心武、张洁、宗璞、谌容、张辛欣、张抗抗、张承志、王安忆作品的评论，配合并推动南、北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大潮的涌动。同时《读书》对大量外国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的评述，如张隆溪的“现代西方文论略览”专栏，阐述了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语言学人类学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叙事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等一系列理论观念，还有热闹一时的介绍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所谓“三论”的文章，都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兴起作了知识和理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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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和治学问题的讨论，还着重表现在一系列对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文章上，其中有影响的有柯灵的《促膝闲话中书君》、郑朝宗的《但开风气不为师》、钟元凯的《〈谈艺录〉的方法论》等等。这个阶段对钱先生的研究属于开发性的工作，不像现在有些是属于赶时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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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是《读书》创刊的五周年，刊物已经相对成熟，面貌、性格、文章的风格也基本确立，拥有了一支比较稳固的高质量作者队伍。这支队伍包含了“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开放，在鼓励读书、求知等相对良性的社会氛围下养成的学人中的精华，虽不敢说《读书》网罗了所有的人才，但如果说当时的读书人都愿为《读书》所用，庶几近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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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时至此时，《读书》作者群的主要力量还是以老学者、老文化人为主，但也差不多从此时开始，这一状况开始变化，编辑部有意识地引进生力军，大家称之为“新面孔”。这首先是因为在几年开放、搞活的社会氛围下，人文学科和文化思想界思维活跃、热浪迭起，许多以往无法讨论的问题相继摆上桌面，例如1985年第一期发表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应该研究》（舒芜）就是信号之一。而且此时，一直作为助手的年轻编辑们也开始相对独立地工作，在执行主编沈昌文先生主导下，王焱已经是编辑部主任，赵丽雅、杨丽华等也都陆续进入编辑部，称得起兵强马壮了。不过，这个新老的转型过程也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有过争论的。开发年轻作者的努力一方面得到肯定，但另一方面年轻作者文字的不够成熟也为人诟病，文风问题一直是大家关心和努力的焦点，共识是经过反复讨论才逐渐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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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津津乐道的“八十年代”是从1985年开始明显浮出水面，首先是文学界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的势头在这一年居然盖过了几年来一直光彩夺目的文学创作。从“寻根热”等等文学潮流中，编辑部受到启发，刊物宗旨“文化思想评论”中的“文化”一词开始有了着落。从“文化”的角度进入对社会、历史、当下的思考与观察，既使刊物有了更深入的角度，也赋予了刊物更深邃的面貌，《读书》进入了一个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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