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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中国文学的创作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心，杂志1982年发表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王蒙）、《在新、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刘心武）即是预示新时期文学创作大潮将起的先声：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那批作家已经起步，开始把小说的创作推向高潮。 《读书》此一期间连续发表了对王蒙、刘心武、张洁、宗璞、谌容、张辛欣、张抗抗、张承志、王安忆作品的评论，配合并推动南、北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大潮的涌动。同时《读书》对大量外国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的评述，如张隆溪的“现代西方文论略览”专栏，阐述了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语言学人类学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叙事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等一系列理论观念，还有热闹一时的介绍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所谓“三论”的文章，都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兴起作了知识和理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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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和治学问题的讨论，还着重表现在一系列对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文章上，其中有影响的有柯灵的《促膝闲话中书君》、郑朝宗的《但开风气不为师》、钟元凯的《〈谈艺录〉的方法论》等等。这个阶段对钱先生的研究属于开发性的工作，不像现在有些是属于赶时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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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是《读书》创刊的五周年，刊物已经相对成熟，面貌、性格、文章的风格也基本确立，拥有了一支比较稳固的高质量作者队伍。这支队伍包含了“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开放，在鼓励读书、求知等相对良性的社会氛围下养成的学人中的精华，虽不敢说《读书》网罗了所有的人才，但如果说当时的读书人都愿为《读书》所用，庶几近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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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时至此时，《读书》作者群的主要力量还是以老学者、老文化人为主，但也差不多从此时开始，这一状况开始变化，编辑部有意识地引进生力军，大家称之为“新面孔”。这首先是因为在几年开放、搞活的社会氛围下，人文学科和文化思想界思维活跃、热浪迭起，许多以往无法讨论的问题相继摆上桌面，例如1985年第一期发表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应该研究》（舒芜）就是信号之一。而且此时，一直作为助手的年轻编辑们也开始相对独立地工作，在执行主编沈昌文先生主导下，王焱已经是编辑部主任，赵丽雅、杨丽华等也都陆续进入编辑部，称得起兵强马壮了。不过，这个新老的转型过程也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有过争论的。开发年轻作者的努力一方面得到肯定，但另一方面年轻作者文字的不够成熟也为人诟病，文风问题一直是大家关心和努力的焦点，共识是经过反复讨论才逐渐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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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津津乐道的“八十年代”是从1985年开始明显浮出水面，首先是文学界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的势头在这一年居然盖过了几年来一直光彩夺目的文学创作。从“寻根热”等等文学潮流中，编辑部受到启发，刊物宗旨“文化思想评论”中的“文化”一词开始有了着落。从“文化”的角度进入对社会、历史、当下的思考与观察，既使刊物有了更深入的角度，也赋予了刊物更深邃的面貌，《读书》进入了一个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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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各种面向社会的活动开始展开，用主编的话来说，就是《读书》主要从事的是各种学术组织工作。1984年6月，编辑部开办了每月一次的“读书服务日”活动，与各界读书人广交朋友。1985年第六期杂志开设了“读书服务日之页”专栏，编辑们每月都各自撰写 “新书录”介绍新书，在以“扬之水”署名的这本日记中，就录有她当时为这个专栏所写的文字。此外，1985年第七期开设了“评论的评论”专栏，评价当代文学评论现状并呈现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面貌。1985年第十期开设了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专栏，这组文字已经被当作那个具有创造性的年代的标志之一。1986年第一期刊出了一组有关传统文化研究的笔谈（陈平原、靳大成、王友琴），第二期还有甘阳的《传统、时间性与未来》，在当时，这些都是开启思路的文章。同一时段，张维平、伍晓鹰的“经济自由主义对话”专栏，梁治平的比较法律系列文章，赵一凡阐释西方学术思想、文化思想脉络的“哈佛读书札记”专栏都在此时开始。这异彩纷呈、繁忙热闹的年头也正是赵丽雅进入《读书》编辑部的时候，她的日记虽然写得很是节制，但仍可以看到当时《读书》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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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是对知识分子心态、人格及忧患意识讨论最多的一年，这种讨论是《读书》一以贯之的本色之一。从开年第一期的 《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心态与人格》（许纪霖）、《走向冬天—北岛的心路历程》（吴晓东）及第二期《现代读书人的胸襟与眼界》（钱理群）等文章就显示出了这个关注点。也是这一年，经济学理论、管理科学和文学、语言学、史学、美学、哲学、文化批判等学科的研究有了深化的趋向，社会形势尽管阴晴不定，刊物也时时遭遇小挫，但势头未减。而且往往正是在这种时刻，《读书》更可能发挥优势。因为在沉静下来时，知识界的思考更深沉、观点更稳健、内涵更深厚，更能开掘出文化思想评论的深度，而经验丰厚的前辈们制定的办刊方针也更能显出独特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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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和1989年，是文学、艺术领域内先锋思潮的高潮期。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展现出的前卫艺术现象，给知识界带来复杂的冲击波，高名潞、周彦等在《读书》发表的对话录《前卫艺术与文化现实》对大展和现代先锋艺术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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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也是广泛谈论“文化危机”、对文化现状充满了忧心的年头。1988年第三期杂志有《向萨特告别》（木弓），同时还有学者倡言“告别十九世纪”，似乎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潮的体现。知识分子在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失落感、危机感日益深重——刘小枫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及以后的“西方现代神学一瞥”专栏文字、吕叔湘的“书太多了”、叶秀山的《守护那诗的意境》、赵越胜的《走向无压抑的文明》等文章，都流露出一种寻求终极价值、超越现状、复归自我的要求，从中可以看出商品社会开始使知识分子心理失衡，心灵困境越益突出。而 《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许纪霖）、《一个知识分子跨世纪的选择》（盛斌）、《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徐钧尧）、《知识分子的“理想国”》（顾昕），可以看作是面对现实寻求答案的努力，也可以看作是人们在挣扎、在寻找立足点。但1988年晚些时候的文章如《反文化的失败》（王干）、《困惑的经济与经济学的困惑》（王跃生）、《文化的失范与现代化的困厄》（萧功秦）以至最后第十二期的头条文章《我们能走出“低谷”吗？》（周彦）依然还是渗透着一种困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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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号也是从谈论困境开始的，《悲壮的努力——新潮小说的困境》（李陀等）、《不抱幻想，也不绝望》（默默）以及5月号《百无一用是书生》（金克木）等文章从标题就会感觉到那种无奈的心态；《抛弃乌托邦——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严搏非）对“权威”的探讨，展示的是一种虽清醒但也更为复杂的心态；而《自由的观念：“五四”传统之缺失》（甘阳）与《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刘东），可以算作是在艰难的状况下仍坚持着的艰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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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读书》与全体知识界一起进入了九十年代，也是这本日记告一段落的时候。此时大家都正在尽力调整心态。主编认为，刊物能沉静下来，从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和被“创新”赶得团团转中解脱出来，未尝没有好处。《读书》试图换个角度重新去掂量和思考历史及现状，力求面对现实去探寻当代知识分子的位置，思索何以立足、何以自处，希望以甘于寂寞的坚持，保持读书人的本来面目。杂志当时发表的吴方与张中行所写的一系列探讨近现代学人形迹、思想、精神境界的文章，以及关注近代学术史、开展建立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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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办一本《读书》这样的期刊是艰难的。在它的生命之路上，夭折的可能性也不止一次产生过，但《读书》生存了下来，至今已经度过了它的而立之年。在多年的经历之后，我体悟到了：《读书》能够坚持下来，必须对那些创办了它的前辈出版家、对他们制定的方针和应对各种不同情势的策略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这些前辈首先是用自己毕生积累的资源和人脉为杂志灌注了精神、接通了血脉。自创刊始，编辑部就有那么多声气相通、有求必应的朋友和作者，什么急需的文稿都不愁抓不到手，必要时编辑就是在作者家里坐等催稿，也不会有人不快。至于打招呼、通信息、助分析、出主意更是多不胜计，这是刊物最大的财富。如果说《读书》当时的确有人所不及之处的话，那主要就在于此。而前辈们更重要的贡献是：用他们的经验和智慧支撑了《读书》。比起我们不谙世事的只想高歌猛进，他们更熟知历史和了解社会，他们更清楚欲速则不达—社会的进步是需要耐心的，道路是要一步步走的。当我们以为是我们在一路冲刺时，其实依赖的是他们的铺垫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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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讥笑他们花费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咀嚼各种社论、文件，一遍遍地琢磨提法，修改稿件，挖空心思地抠字眼，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耳提面命、叮嘱开导—但最终我还是真正理解了，如果思想和文化的讨论需要不断延伸，如果当年的出发不是为了停留在半途而是为了抵达，那么，正是这种被我们不耐烦地视之为迂腐保守的艰苦努力证明了它的成效。我衷心地认为：是那一批优秀的前辈知识分子塑造了《读书》也保护了《读书》，即使在他们离去后，也依然引领它经风经雨不断走出困境，让它拥有了生存空间和不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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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1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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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她的周围，都是爱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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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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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思想开放，国民意识增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知识分子和所谓社会精英都在积极关心国家的前途，这样的时代并不是很多，最近的一次可以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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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给读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杂志是《读书》，一套丛书是“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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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那段时间的《读书》引领了一代风气，聚集了大批作者，培养了一些编辑。现在还没有人来写“《读书》史”，从内部来观察研究《读书》的似乎也没有，好在有一位在《读书》做了十年编辑的扬之水女士，她有记日记的好习惯，记下了许多大家感兴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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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也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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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的大名，今天已经无需多做介绍。Google一下或百度一下，总是会先查到她的相关资料，后查到《诗经》中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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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的1986年，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扬之水，来到了《读书》。她在日记里叹息，这辈子不能再追求学历了。实际上，她已经读过了“劳动大学”和“社会大学”，此时到《读书》来，可以算是“读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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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在日记中谈的最多的是书，她没有一天离开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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