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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小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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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中的奇女子，当然不止扬之水一位。那段时间的《读书》，其编辑主力就是“五朵金花”。有人说，不只是《读书》，就连三联书店，也有点“阴盛阳衰”，像搬书等体力活，不让须眉的也是这几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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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读书》主编的吴彬，是扬之水“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好朋友。日记中记载，她被赐予一个“乱”字，沈昌文说过，“办公桌上整整齐齐的，一定不是个好编辑。”（51页）吴彬的“乱”，还可以理解为“豪放”，日记中对她的宽容、大度、不计较有多处生动的描述。快人快语、直来直去、思维敏捷、犀利尖锐、满头银发、一副热心肠，正是她在大家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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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读书》主编贾宝兰，在日记中频繁出现，记述的都是她在工作中的情况，但几乎看不到什么突出的表现，她也被冠以一个“蔫”字。贾宝兰的“蔫”，也可以概括为一种韧劲。昔日宝姑娘，今朝贾委员，靠的也就是这样一股韧劲。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低调行事、少说多做正是她一贯的工作和为人的特点。她是经济学出身，现在的《读书》在许多地方走近了现实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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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说，《读书》这个小气候，是极为难得的，必当珍爱它。这个“小气候”，主要是提倡业务讨论，民主气氛浓厚。在日记中，有关《读书》的编务，看到最多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从来没有任何“命令”，更没有形式化的东西。有一次，在西单豆花庄开编委会，有人说了欢迎老前辈光临指导的话，陈翰伯、陈原等人当即不客气地说：“这是俗套”、“套话”、“《读书》从创刊起，就废止了这种套话”（260页），简直是深恶痛绝，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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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小气候”中，只有四位编辑是专职的，主编和印务负责等都兼有三联书店的其他工作。有人惊讶于“主要是四个姑娘干出来的”，扬之水自己也奇怪“为什么其他刊物要那么多人呢？”（127页）《读书》可谓是超级“扁平化”的管理，每一个编辑都直接面对主编、作者、印刷厂和读者，信息反馈和决策过程实现了“最短距离”，当然她们每个人都承担了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紧密互助，一人有事或有病，其他人立即顶上，没有分内分外，也不管节假日。就连主编沈昌文也经常到编辑家里送稿，节假日正是加倍工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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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也要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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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的《读书》，用官方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以沈昌文同志为主编的《读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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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曾说，他主管《读书》时，奉行的是“后学术”。这个“后”，当然不是“后现代”、“八零后”等的“后”，而是“专注研究”、“融会贯通”之“后”的“后”，也就是说，文章的作者，要在一个领域之内作了深入的研究，有了深刻的见地，在此之“后”，要把深奥的学术问题，通俗易懂、浅显明白地表达出来，使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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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读书》既然是读者的《读书》，就要尽最大的可能让更多的读者可以看得懂，也只有看得懂了才能喜欢看。而“看得懂”的文章并非只有一种，沈昌文追求的正是那种深入浅出、寓深刻道理于浅显文字中的表达方式。更何况，大道至简，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是否能用简单而又朴素的语言来表达，也可以说是检验文章是否具有深度的一个标准。就像日记中记述的屈长江所说，“高深的哲学思想其实可用最简单的句子来表达，一个主语，一个谓语，就够了。”（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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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常识，很简单，而且往往更容易被大家遗忘或者忽视。我们在扬之水的日记中看到，沈昌文不断地写信、批示、谈话并且直接动手修改来保证这一点。就像他自己所说，深入深出，已使读者心烦；浅入深出，不免使人掷卷而叹。“可读性”是杂志的生命。因此，他把《读书》定义为：“它是一份供中高级知识分子躺在床上阅读，并能从中有所获益的高级消遣品。”（72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扬之水等人没有少费工夫，有时一整天“伏案改稿，衣服被汗水浸湿粘在椅子上……几乎重改一过”（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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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在日记中记述了沈昌文自己口述的早期成长史和生活经历，她还感叹，像沈昌文那样从“十里洋场”里成长起来的人，是不怕热闹的。其实“十里洋场”留给今天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可不仅仅是“热闹”，更多的是一份冷静和理智，一种熟悉人情，严格按常识和逻辑办事的精神。这一点在沈昌文身上表现得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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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在前几年的著述中说，在他主持《读书》和三联书店时，有一位“神秘老头”给了他许多帮助。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神秘老头”就是当时蛰居北京的罗孚，他在扬之水的日记中也时有出现。罗孚曾说，邹韬奋那个时候，一家有难，可以三家联合；现在，不行了，现在对出版家的要求更高，要比那个时候动更多的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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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那时的《读书》，撤稿和换稿也是经常的事，编辑方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每一篇稿件都要经过细致的把关，就这样也还时有波折，不断引发争议。三联书店的形势也很不乐观，别看“当时全市每一个书摊上都有三联的书”，“如有一至两本书出了岔子，三联就立刻面临破产的威胁”（46页）。看来出版业那时就已经很“高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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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胡政之，一份报纸如何能做到有许多作者愿意投稿，又有许多读者愿意花钱来买，还要防止引起当局的非难？胡政之不假思索地回答，做人。这也是大道至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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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地面对社会形势，深入地理解相关政策，不断地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了解编者、读者和监管者的思路和想法，按照普通人的规律和逻辑来办事和处理其中遇到的问题，这也许是沈昌文的一大特色，是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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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是扬之水日记中比较常见的场景，不仅描写环境和菜品，还记录了研究通货膨胀而必须要关注的价格（可能是由于当时的《读书》和作者“手头”都不太宽裕吧），真有点“食货志”的味道。这里记述的饭局，绝大部分都是沈昌文召集、主导并“买单”的，吃饭的场所有今天仍然价格不菲的著名餐厅，也有已经翻牌多次甚至已不存在的街边小馆，还有“肯德基家乡鸡”一类的时尚去处。在沈昌文的办公室里，大概只有两种东西，一种和书有关，另一种和吃有关，他经常把好吃的东西分发给编辑和来客，也经常和人边吃边谈。有时他也喝一点酒，但“所醉不为酒也”（192页）。其实，沈昌文不谙烹饪，也不是美食家，他感兴趣的只是在吃饭——这个国人最传统而又非常习惯、十分尊崇的社交仪式——中营造的那种轻松愉快、互相信任、平等相待、真诚相见的交流氛围。吃饭的时候，人们容易敞开心扉，坦诚相对，我们的祖先也十分重视吃饭，许多大事都是在吃饭时办成的，如“鸿门宴”、“群英会”和“杯酒释兵权”等。“在《读书》的时候，常听老沈说的一句玩笑话是，要想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476页）除了作者，也应包括监管者和其他朋友吧。沈昌文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好好看看《读书》”。应当说，沈昌文通过这种普通而又坦诚实在的形式和许多人产生了有效的沟通，达成了共识；也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形成了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吃饭只是形式，沟通、理解、共识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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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这个行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一向是机会和危险并存的，不过是更需要不同的智慧罢了。有的时候需要“怒向刀丛觅小诗”，也有的时候可以“于无声处听惊雷”。沈昌文也和他的许多前辈一样，都是冷静地面对现实，对体制内外的“边际”和“弹性”都有着深刻的理解，通过不断的 “正反馈”和“负反馈”，带领并推动《读书》和三联书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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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扬之水去拜访钟叔河。她感觉到，钟叔河的苦恼在于，想干的事干不成，不想干的事推不掉。“其实，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能说，钟先生自己书生气太足了，若修得老沈那样的功夫——上上下下斡旋自如，且以此为乐，便是得正果了。”（94页）在后记中，她又总结说，“沈公是当日之《读书》的灵魂，他也用他的特殊方式引导我们走向成熟。”（275页）不过，这个“正果”并不“特殊”，“十里洋场”的前辈所说的“做人”，也正是这样一种大家风范，“老沈说这是始终为他仰慕的，也是十里洋场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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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诗就是破案，读日记也是解谜。这些“案底”和“谜底”，虽然都没有标准答案，但多少可以给后来者一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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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亡命爪哇、穷困潦倒的时候，写道：“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扬之水的路，比她的前贤，自然宽了一点。今天，扬之水也成为了“前贤”，我们的路是否也会宽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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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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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十年（一）：1986—1990》，扬之水著，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1版，500页，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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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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