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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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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辑一晚清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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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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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一册私印的小册子，十六开本，约有十几页，名为《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八年来之回忆与展望》，作者潘振纲，时在1947年。潘振纲当时是黄金洞金矿的主管。我因为接触过一些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学者，所以有时候在旧书市场看到与他们专业相关的史料，也就顺手收集起来。这些东西我一般的做法是看过就送人，在我，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我一向的看法是历史学者，从直接文献中看出有用的材料并不高明，因为谁都会找直接的材料，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有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在看似不相关的文献中，发现有用的史料，所以学者读书不能太专门，专门是职业，不专门才是趣味。专业是有硬性要求的，常常很苦；业余是轻松的，所以快乐。业余的专业是最理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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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这个材料，对于研究中国的黄金开采史肯定是有意义的，这个行业我根本不懂。但潘振纲这个回忆中，有一则跋文，是当时湖南有名的教育家曹典球所写。潘振纲早年是曹典球的学生，二人有师生之谊。曹典球早年毕业于湖南著名的时务学堂，与陈宝箴有过交往。我要在文章最后再抄出关于陈宝箴的那一条史料，现在先发几句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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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出过很多志士仁人，不必一一列出了。百多年后，我们评价一个教育机关的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个教育机关里出了些什么人，看这些人主政的时代，社会有没有蓬勃向上的风气。出人多，社会有朝气，这个教育就办得成功；出人少，或者不出人，这个教育就不成功。在乱世，教育的功用看得格外分明。在和平时代，评价一个教育机关成功与否，从时间上看，一般来说要五十年。因为五十年里，一个人在这个教育系统里所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五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系统中最成功的人士，应当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从结果上观察，如果一个时代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安定，就说明过去的教育基本是成功的。如果一个教育系统自身不能产生对本教育系统的怀疑和批判，那么这个教育一定是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大体上是成功的。科举制度也有许多优点，至少这个制度中产生了大胆提出要求彻底废除这个制度的人，功过可以讨论，但气度十分宝贵。平庸的时代其实是由平庸的教育造成的，或者说，坏时代都是由坏教育带来的。教育的后果要在五十年后才看得出来，今天社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还能说我们的教育没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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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是咸丰举人，后做湖南巡抚，极具革新精神。陈家后人，代代英贤，不能说没有原因。陈三立的爱国，陈寅恪的独立，都有家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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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典球在跋文的一开始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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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戊戌，义宁陈公右铭抚湘，奉行新政，谋开矿以裕国。聘德国矿师某，探勘平江黄金洞金矿。矿师决其有丰富之储藏，以报诸陈公。时有某官言于陈公曰：“此矿既如是，中丞曷弗约湘绅集资开采之？”陈公抚案曰：“开矿原以富国，何人敢取以谋私利者？”即令矿局拟奏开采。而乡绅熊秉三、蒋少穆、黄修原、廖生陔诸君，实左右之。此平江金矿定为官采之始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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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陈宝箴父子被革职后，曾有人捏造证据，说陈宝箴有贪赃受贿之行，幸得接替陈宝箴的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据实辨证，诬陷才没有得逞。从曹典球的这则回忆中，也可想见当时陈宝箴为官的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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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育系统中如果不能大批产生刚正清廉、谋国富民的政治精英，而到处是以权谋私、明哲保身、误国害民者，那是多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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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陈宝箴最后的命运很悲惨，但在陈宝箴生活的时代里，它的教育系统和吏制中，曾产生过许多像陈宝箴这样有作为的封疆大吏，这也算是黑暗中的光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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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由《钱理甫先生家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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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北京访学一年，周末常到旧书店看看，也到过报国寺和潘家园。现在人们对旧书市场最大的意见是旧书都当文物卖。因为东西少，旧书的价格到了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今天的旧书对于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早已没有了研究意义，为研究到旧书市场找书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旧书成了收藏家的天下。老辈学者在旧书市场上找书，不是比钱，而是比眼光和兴趣。有的东西收藏有意义，但对研究就没有多少用处。很多古籍如今不但有重印的，还有电子版，如果不为收藏，旧书的研究意义实在有限。图书馆容易找到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再到旧书市场上去看，除非有特殊的爱好。旧书市场成为真正的市场，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可见商业对文化的负面影响实在难以预料。旧书是生意，但和开剃头铺总还是不一样。这些年国营旧书店好像也是为了钱，至于来京打工的旧书贩更是只有一个“钱”字了。我看北京潘家园做旧书生意的人，除了钱外，对于旧书的真正价值很少有明白的。人都要活，我不反对人家这样做，但我对旧书市场的感觉就是这样。另外我感觉，这些年也有一些依靠收藏旧书、旧期刊发了财的人，在境界上有问题。其实收藏最终是为了捐出，是为了给国家保护东西，如果想发财，最后这个收藏是没有意义的，藏品只有集中在有用的地方才能显出它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收藏家不愿意把自己毕生收集到的东西传给后代，而愿意给了国家或者给了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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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旧书市场上看书，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因为有些东西只有民间才有，特别是一些早年自己家里印刷没有进入出版渠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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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在潘家园看到一小册《钱理甫先生家传》，没有人要，我就买下了。我过去看过潘光旦先生的一本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虽然记不准确了，但对明清嘉兴的望族还是有一点印象。再加上这些年嘉兴的范笑我先生常常有“笑我贩书”一类的通讯寄来，我印象中他周边的人对于乡邦文献有特殊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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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钱氏那是有名的望族，详细情况，在网络时代我就没有必要再复制了。这本《钱理甫先生家传》是谭延闿题签，原文由叶恭绰手书的印刷品，线装一册，朱彊村撰文。朱是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末词坛大家，他编成的《彊村丛书》被唐圭璋称赞为：“前辈笃好之专，用力之勤，钻研之深，搜集之富，校勘之精，为中外学者提供大量研究资料，奠定祖国词学复兴之基础，贡献之大，功不可没。其间逝世最晚，贡献最大之作家，端推朱祖谋氏。”《钱理甫先生家传》前面还有钱理甫的两张照片，因为是纪念性的家传，一般不容易见到，所以对于研究嘉兴钱氏以及朱彊村、叶恭绰，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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