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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由《钱理甫先生家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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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北京访学一年，周末常到旧书店看看，也到过报国寺和潘家园。现在人们对旧书市场最大的意见是旧书都当文物卖。因为东西少，旧书的价格到了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今天的旧书对于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早已没有了研究意义，为研究到旧书市场找书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旧书成了收藏家的天下。老辈学者在旧书市场上找书，不是比钱，而是比眼光和兴趣。有的东西收藏有意义，但对研究就没有多少用处。很多古籍如今不但有重印的，还有电子版，如果不为收藏，旧书的研究意义实在有限。图书馆容易找到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再到旧书市场上去看，除非有特殊的爱好。旧书市场成为真正的市场，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可见商业对文化的负面影响实在难以预料。旧书是生意，但和开剃头铺总还是不一样。这些年国营旧书店好像也是为了钱，至于来京打工的旧书贩更是只有一个“钱”字了。我看北京潘家园做旧书生意的人，除了钱外，对于旧书的真正价值很少有明白的。人都要活，我不反对人家这样做，但我对旧书市场的感觉就是这样。另外我感觉，这些年也有一些依靠收藏旧书、旧期刊发了财的人，在境界上有问题。其实收藏最终是为了捐出，是为了给国家保护东西，如果想发财，最后这个收藏是没有意义的，藏品只有集中在有用的地方才能显出它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收藏家不愿意把自己毕生收集到的东西传给后代，而愿意给了国家或者给了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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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旧书市场上看书，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因为有些东西只有民间才有，特别是一些早年自己家里印刷没有进入出版渠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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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在潘家园看到一小册《钱理甫先生家传》，没有人要，我就买下了。我过去看过潘光旦先生的一本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虽然记不准确了，但对明清嘉兴的望族还是有一点印象。再加上这些年嘉兴的范笑我先生常常有“笑我贩书”一类的通讯寄来，我印象中他周边的人对于乡邦文献有特殊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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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钱氏那是有名的望族，详细情况，在网络时代我就没有必要再复制了。这本《钱理甫先生家传》是谭延闿题签，原文由叶恭绰手书的印刷品，线装一册，朱彊村撰文。朱是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末词坛大家，他编成的《彊村丛书》被唐圭璋称赞为：“前辈笃好之专，用力之勤，钻研之深，搜集之富，校勘之精，为中外学者提供大量研究资料，奠定祖国词学复兴之基础，贡献之大，功不可没。其间逝世最晚，贡献最大之作家，端推朱祖谋氏。”《钱理甫先生家传》前面还有钱理甫的两张照片，因为是纪念性的家传，一般不容易见到，所以对于研究嘉兴钱氏以及朱彊村、叶恭绰，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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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关于伍连德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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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以后，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自然要提到伍连德。在关于伍连德的史料中，有一篇他早年的自述，好像不是很引人注意。这篇自述收在一本名为《成功之路——现代名人自述》的书中。本书由良友出版公司1931年出版，精装一册，其中有许多照片，这在早期图书中还不多见。其时“良友”为梁得所主其事，所以书前有他一则序言。据他说，这些名人自述都曾在《良友》杂志上发表过。本书共收了七个中国名人自述，分别是徐悲鸿、邝富灼、伍连德、丁福保、李惠堂、王立明、黄警顽。因为是早期的名人自述，一般说来史料价值较高，但因为书名的关系，通常较少为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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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的自述名为《得之于人用之于人》，基本是他早年生平和功业的一个完整记述。特别是关于中国早期防疫史方面的材料较为丰富，其中主要防疫经历都可从中检索。尤其是1910年东北肺疫的防治，伍连德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此次东北疫情过后，曾出版过三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此书我曾购得，后在上海见曹树基先生，闻他对此有兴趣，遂送他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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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在他的自述中，对此次东三省疫情的防治经历有这样的记载：“1910年12月间，东省肺病流行猖獗，本地官绅及汉腐庸流均以束手难防此种实性传染之流毒，吾国既无适宜御防之策，又恐日俄派遣医员及陆军乘其野心而越俎代庖，当时吾国施君绍基为交涉委员，招余襄助防疫，随带同吾国海军部诸名医，谋赶急赴哈尔滨疫区就地服务，受命后两日内启程，可惜诸同志闻鼠疫流毒最烈，弗敢同行，良可慨耳。因当时此疫杀丢生灵几乎净尽，人民对于防疫多不明了，余遂发起开会研究，其谋以学理经验防范之策，众举余任全权总医官，凡任用医官及指挥军警等破天荒之防疫法，均经政府特准照办，毅然进行。因疫区苦不敷，地已冰冻，暴露之尸体满地，只一部分计见三千疫尸，令人见之未有不寒而栗者，遂请政府准予火葬，市民住户中查有三分之一死亡或潜奔，发文后经四十八小时，北京命令照准火葬，于两日间将事办理完竣矣。受此经验以后，一切医员及助手热心从公。唯此次大疫漫延，总计杀去生命六万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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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东三省疫情过后，在伍连德主持下，曾建立了东省防疫总处，此举为近代中国防疫制度化建设的开始。1917年底，山西肺疫流行，伍连德回忆：“查此疫由内蒙古经伯斯波即绥远、山西大同等到处而来，余与美国教会医士二人筹防疫总处于山西丰镇，不幸地方长官与住民反对，致吾等所乘之专车几乎被伊等围焚，危险万分，以后又派医前往疫区从事防疫，虽以该地为人烟稀疏，亦不免漫延北京、南京。发现疫则数例，查共疫死者为一万六千名，最终之疫者为五月下旬，时计共荏苒七个月矣。”此次晋北疫情过后，也曾编辑过三大册《山西省疫事报告书》，其中两册，我也曾于旧书摊得之，后一并送于曹兄。伍连德往东北防疫是他一生重要功业的开始，此人生际遇与中国早期著名的外交官施肇基相关，伍连德在他的回忆中记为“施绍基”。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曾出过傅安明整理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其中对早年东北防疫之事也有记载。施肇基说：“东三省瘟疫盛行，据哈尔滨报告，每日死亡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区团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施肇基了解到Pneumonic Plague（肺鼠疫）在当时还没有治疗方法，遂建议外务部筹备“万国治疫会议”，邀请各国政府指派专家来华共研治疫方法，各国收到请柬后纷纷派员来沈阳。美国派名医Richard Strong 和Oscar Teague从菲律宾到华，德国派一个细菌专家参加，日本派著名鼠疫专家Kitesato 来华。施肇基回忆说：“日方代表以其声望甚高，希望能任会长。余以各国与会之名士甚多，难免争执，乃请政府简派余为‘治疫大臣’，而由余任伍连德医师为会长，任会议主席（时伍连德甫自南洋返国，在京无事）。在沈阳开会四星期，一切由中国政府招待。中国参加之医师皆由伍连德邀请，于赴东三省以前，政府代各人保寿险一万元。有北洋医学院之法籍教授应约而往，不及两月，即染鼠疫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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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肇基回忆录中对东北防疫的情况记载甚详，与伍连德自述对读，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早期防疫史料。中国早期防疫史的一个特点是在疫情发生时，对外人来华救援有相当开放的心态，晋北防疫的主医官就是一个美国人，若无相当自信和见识，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以此判断早年中国政府与国际的交往，对后世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作为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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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鲁迅研究的史料扩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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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董健先生主持的一个关于中国百年文学启蒙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主编胡星亮先生送我一册新出的杂志，我见其中有一篇李寄先生谈鲁迅留日期间科技文本编译的论文，非常感兴趣。李寄先生通过详细考证，大体说明了鲁迅早期科技文本的编译情况，并尽可能给出了相关的线索，特别是提到了当时这些编译文本与晚清白话文的关系，很给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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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寄先生的论文，我想到了鲁迅研究中如何扩展史料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研究是最成熟的，文献积累也最完整，最有体系。一般说来，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再发现直接史料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是极少了，这种发现只能建立在偶然性上，所谓可遇不可求了。不过在直接史料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从间接史料中，再扩展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史料呢？我以为还是有可能的。我想到了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的教科书问题。如果我们能寻找到比较准确的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学习过的教科书，然后从这些教科书中的语言和现代知识方面，结合鲁迅的作品，细读文本，比较鲁迅文体的变化，分析鲁迅现代知识建立的基础，就有可能更深入理解鲁迅白话文的最初来源以及他学习过的教科书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现代知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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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太原的时候，经常去南宫旧书摊闲逛。因为阎锡山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和鲁迅留学日本的时期非常接近，大体是同期），山西近现代官员中有留日背景的学生非常多，所以旧书摊上常见散出的日文书、日文教科书一类的东西。我有一年就买到了许多当时宏文学院编制的《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虽然不很完整，但大体可以看出全貌。据“东亚公司发兑新书目录”记载，这套讲义的全称是《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监辑，清人王廷干先生外七家译），讲义目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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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义录系日本专门大家二十余家所讲说诸家分科专门将其所讲授之稿本精益求精再三订酌以成是书一翻是书则诸家之音容仿佛现在于纸上有躬亲在讲堂听渊博之讲说之思矣加学界多书良好是书则所未有也。本讲义录所载科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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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日语日文科》《世界历史》《地理学》《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法制》《经济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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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讲义初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是由原来宏文学院各科的讲义翻译成汉语的，前有当时中国驻日本大臣杨枢、曾做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和日本知名政治家长冈护美的序言各一篇，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也专门写了一篇《刊行讲义录要旨》，专门介绍出版讲义的意图。讲义前面附有当时宏文学院校舍的多幅照片，特别是有当时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照片。当时宏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分为普通科和师范科——鲁迅在普通科，两科的讲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有些科目是相同的，而这套讲义可能是两科所有讲义的合辑。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多和宏文学院有关，如黄兴、陈氏兄弟（师曾、寅恪）等，所以从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可以寻找早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来源，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类似的日文学习教科书比较有名的还有《东语完璧》和门马常次主编的《文法应用东方汉译规范》，当时宏文学院也用过后面这个教本，本书前也有院长嘉纳治五郎的序言，因为这个教本中有些课文是讲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类型等，所以这些早期现代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对学生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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