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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老版人名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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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编纂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在历史学当中，应说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按照华勒斯坦的说法，一种学科的建制化完成，通常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大学里有没有相应的教授位置，二是进不进入图书馆的检索方法。我想这在两种条件以外，有时候可能还要考虑同时代相关辞典的收录情况。因为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性，有时候可以从当时的相关辞书中发现它们的位置，那是它们进入历史的开始。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在现代社会中，辞典的编纂是文化积累和承传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个方式本身受意识形态影响，比如“文革”中《新英汉辞典》或者《新华字典》的编纂与修改，但在过去，相对来说，辞典编纂中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是很重要。作为一种文化承传方式，辞典编纂本身所具有的中立性已经得到确立，也就是说，这种形式只承担知识承传方面的责任，而不负责评价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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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市场上，辞典的流通不是很普遍，因为它的价值，一般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个情况是辞典作为工具，它的最好去处是图书馆，越是大的辞典，在图书馆出现的机会越高，而在个人手中很少出现，所以在流通方面，它的出现概率也较低。而我认为，重要的辞典是保存历史的有效方法。我十几年前就买过唐钺等前辈编辑的《中国教育大辞书》，我以为对于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这本辞典应该是必读书。其他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专业方面的辞典也有同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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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买到过一本1919年由日本人田原天南负责编辑的《最新支那官绅录》，虽然是用日文写成，但因为大部分文字都是汉语，就是不谙日文的人也还看得懂。这本辞典对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重要成员的情况很有帮助，因为是同时代出版的辞典，相对来说准确度较高。这本辞典是由当时在北京的支那研究会负责编辑的，主其事者是田原天南，他曾作过日据时代台湾一家报纸的记者，编过著名的《台湾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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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所有进入辞典的人都可以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因为事情是变化的。但一本辞典的完成，对于当时来说，能不能进入却也是一个观察历史人物的重要角度。我们看《最新支那官绅录》，虽然它的收录条件有自己的标准，但重要人物一般不会遗漏。历史的趣味常常可以从辞典中看出来。上世纪20年代初，那些后来对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影响的人，还都没有进入这本辞典。而那些进入这本辞典的人，多数后来都不重要了。辞典里有陈独秀，而没有毛泽东；有许寿裳，而没有鲁迅；有钱玄同，而没有胡适，等等。可以有许多解释方法，但不论哪一种解释，都不能改变历史的趣味。在活的历史中，没有永远的大人物，也没有永远的凡人，时间会改变每个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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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关于《沈信卿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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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过去熟识的书商，送来线装两册《沈信卿先生文集》，问我要不要，我拿起来翻看一过，决定留下。书商稍微做了一点手脚，把中册改为上册，让人误以为是完整一套，如不细看，很难发现。其实这套书共有三册，少了的是上册——沈信卿的诗集。虽然是半部书，但因为不容易见到，还是很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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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信卿就是沈恩孚，民国初年非常有名的社会贤达，对于教育和工商事业尤其热心，今天的南京河海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建立，都与沈恩孚有关。他和黄炎培的关系很深，文集后有黄炎培当时在重庆为他写的传记，叙及平生交往和一生功业，非常详细。文集的书名也是黄炎培手书，注明时间是“一九五一年”。文集编定的时间在1949年，只是印出已到了新时代。沈恩孚的生平资料并不难见到，但他的文集提到的人极少，可能因为印出时，社会已对此类家印的文集没有什么兴趣，所以留传不是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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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恩孚当时的社会地位很高，与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各类名流多有交往。文集中收录了他给许多当时出版物写的序跋，举凡教育、学术、科学、民治、工商等，涉及方面非常宽阔，另外他为许多名人及他们前辈写的墓志铭，也收录其中，都是非常宝贵的文史材料。特别是关于早年江南和上海社会的史料，文集中多有各种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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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恩孚本人对于中国文字学和西北地理均有研究，文集中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和史料。沈恩孚早年在上海办新式教育，培养了许多人才。张君劢兄弟、金其堡等，都出自沈恩孚门下，文集中也保存了相关的史料。特别是文集中的书信部分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很有帮助，如章士钊、蔡元培、张君劢、陈柱、潘光旦等，都和沈恩孚有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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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恩孚是哲学家沈有鼎的父亲，沈有鼎的哥哥沈有乾是中国有名的心理学家，兄弟二人同出清华，同为留美学生。前几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万有文库”中曾印过沈有乾的留美回忆录《西游记》，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沈有乾和他弟弟一样对数理逻辑有很高的天分，他在自传里说过，要不是“已与心理学结婚生子，一定会与她缔白头之约”。沈有乾当时还常在《新月》和后来的《西风》杂志上发表小品文，很有英国散文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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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恩孚有四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工商领袖胡厥文。社会学家潘光旦是他的外甥，文集中有一封沈恩孚给潘光旦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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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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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市场上看到两册线装《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回家到网上查看了一下，知道这位无锡唐桐卿先生一生的功业。这位唐先生在《清史稿》中有传。前几年唐师曾很受媒体的关注，他曾在一本书中详细回忆过他家祖上的光荣，可惜没有提到这本《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这位唐桐卿就是唐师曾爷爷的爸爸。此类家印的纪念文集，我过去也曾看到过一些，但没有特别在意，只是有一年偶然看到一本《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使我对这一类的文字多少有了些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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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为仿宋聚珍版式精印，是家印本，上世纪20年代初印成。关于这本书的详细内容，网上可以查到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我产生的是另外一种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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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关键的年份。如果我们简单地从书本上了解历史，会以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开始改变，其实，历史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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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中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社会还是在按传统的习惯运行。无锡唐家是名门望族，唐桐卿是晚清出名的善士，到了北洋时期，政府表彰他的功绩，选择的还是完整的传统形式。这种家印的文献，常常不进入正式的图书流传系统，因为印量不会很大，流布的范围有限，相对其他文献更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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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印的纪念性文集，一般说来其中难免会有些应酬性的东西，但这种家印本的最大好处是准确性比较高，所以在了解前代历史人物的文献中，这种家印纪念文集的价值是很独特的。另外，因为凡能印得起此类纪念性文集的家族，通常都有较为广泛的交游，特别是一些地方望族，会请很多社会名流来参与这一类事情，这样就使许多社会名流的创作和书法以特殊的方式流传下来。在《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除特别知名的人物外，还有其他军政要员和各界人士，如曹汝霖、阎锡山、熊希龄、陆宗舆、齐燮元、倪嗣冲、赵尔巽、赵倜、张敬尧、卢永祥、钮永建、张作相、李纯、王宠惠、陈耀先、王揖唐、朱庆澜、尤桐、周树模、樊增祥、蔡元培、黄节、芦康、傅增湘、周学熙、张文藻等。这种传统是保存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历史文献中的重要部分，如果能有意集中收集，不论是名门望族，还是布衣寒士，凡家印的纪念文字，对于后世历史都会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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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祠”类似于后世的个人纪念馆，我不知道无锡唐桐卿先生的“专祠”如今是否安在，但《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还是保留了下来。任何建筑都可以在特殊的年代以特殊的方式随时消失，但没有人敢保证一本书可以被毁弃得片纸不留，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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