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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泰棻对周氏兄弟的翻译也非常注意，他说：“周作人《域外小说集》、胡适《短篇小说》等，皆以白话直译西文书，亦能自成一格，前此所未有者也。” 把当下发生的事实，以肯定的语气写进历史，这不能不说是李泰棻的一个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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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两本关于云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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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研究西南联大的时候，顺便对关于云南的史料也发生过一点兴趣。当时收在手边的旧书中，印象较深的是谢彬的《云南游记》和张君劢译的《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这些书后来都没有派上用场，想送朋友，但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特别是谢彬的那本书，虽然残破一些，但其中有几处批语，非常专业，我想可能是一位专家读过，不然不会有那样深刻的眼光，这些批语，对以后校对谢彬的书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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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游记》192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很常见的书。此书是谢彬游历云南时的一本日记。谢彬此次游历云南，因为是借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帮助，所以书中有许多当时全国教育名流的史料，比如黄炎培、袁希涛的等。谢彬一生著述很多，他这本《云南游记》，其实可以看成一本“云南近代史”，书中史料非常丰富，特别是民俗方面的材料，保存很完整。谢彬当年到云南是从海路行走，所以书中关于广州、香港和海南的史料也极充实，研究者万不可被书名误导，只在研究云南时参考此书。要了解早年香港、广州及海南，此书当为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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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游记》中有一节专谈“夷人语言及文字”。我收藏的此书中有以下几处批语，抄出来以供方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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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谈及“苗文”一节中，批注者指出书中凡“苗”字处，皆应当改为“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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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中谢彬提到早年有一位法国牧师费亚曾编过一本《苗文字典》。批注者指出：“此处所谓苗文实即倮倮文费亚之《法夷字典》谢君误为《苗文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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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者还特别写出费亚的原名Paul Vial，可见批注者是一位行家。谢彬列出了一张费亚关于“苗”文的发音表格，批注者改动了数处，并特别注明“以下凡称苗者皆系倮倮”。对那张表格，批注者说：“此为费亚氏标识调别五个代表字并不与以上之声韵相干。”书中零散的批语和改动还有多处，恕不一一抄出。希望以后能把此书送给一位专门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或许还能有一点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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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译的《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是英国人台维斯（H. R. Davies）所著《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联锁》（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1909）一书中关于“夷族”的一节。书前有云南名人周钟岳的前言，另有一篇胡石青的序言。此书台湾重印过，但大陆没有再版。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在相关的研究中，极少有人使用过此书，所以有重提的必要。此书前有当时地图一幅和许多云南少数民族的图片。本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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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她在世界中的地位非常关注，他在云南考察时对此有很多深刻的见解，在此书的序言中多有论列。当年费孝通和王同惠到广西象县东南乡考察，后以王同惠的名字出版了《花篮猺社会组织》一书，书前的题词是“敬献于以学为国本的张君劢先生”，可见张君劢对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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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篮猺社会组织》的初版本，我过去也有，因为一个老朋友想收集费孝通所有著作的单行本，我就送了他，不过后来这位朋友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不大，很让我有一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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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关于云南的书，我已多年没有再看，因为找别的材料，一时发现了，忽然有这样的感想，希望以后云南方面收集地方文献时，能对这两本书给予特别注意。另外，这两本书对于研究中国语言学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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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从“毛泽东与厦门大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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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胡适与厦门大学》，后来我在厦大一次关于胡适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件事。我的一个学生事后对我说，老师这个说法太勉强。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们见到一条史料，想要做成文章，总要把话说得远一些。胡适一生没有到过厦门大学，我做那篇文章，只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一条史料。胡颂平听台静农说过，抗战前，厦大委托他向胡适说，想让胡适来做厦大的校长，但胡适拒绝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这条史料，我就用来写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胡适与厦门大学的间接关系，比如他和鲁迅、萨本栋、林可胜的关系，等等，还有就是胡适的父亲是在厦门去世的。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厦大一位老师看到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厦大一位老师曾和他说过，厦大当年也曾想请毛泽东来做教员。我顺便问一了一句：此说出自何处？他只说好像是梁启超说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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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文史研究的人，听到有些史料，总不免想知道出处。如果是梁启超说过的，我想不难找到。当时我的书多在太原，也就没有去多想。春节后，我把在太原的一些书运到厦门，忽然想到这条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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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听那位老师说可能是梁启超说的，我当时就想，这条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这是所有喜欢文史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因为知道这条史料可能出现的年代和相关人物关系，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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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23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主要讲的是当时中国公学的事情。在信的最后，舒新城提道：“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舒新城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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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当时已进入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从舒新城的说法判断，他是有意介绍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但是因为“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好像此事不好办。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一事，原来是厦门大学建校不久，厦大校长林文庆给梁启超写信，让他帮助物色教员。梁启超同月有一封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说：“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舒新城提到毛泽东的那封信中，就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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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那位老师提到的毛泽东与厦门大学的关系，可能就是来自这条史料。事实是毛泽东和厦门大学没有关系。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主要是指他和中国公学的关系。但厦大老师注意到这条史料，我以为还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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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方震、舒新城、张东荪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此时张东荪已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会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进入了社会名流行列。当时蒋方震有一信给梁启超，专门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的评价是：“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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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世纪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和梁漱溟都成为奔走于国共和谈间的重要人物。最后，张君劢出走香港，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来的张东荪不久因为一桩“间谍案”，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而梁漱溟则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的对谈者，最后成为少有的敢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知识分子，慢慢边缘化了；舒新城1949年后则只能编编辞典。从梁启超、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梁漱溟到舒新城，当时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年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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