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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有个朋友送了我一套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03年），这套丛书共有十三本，主要记述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情况。因为丛书与中国现代学术史相关，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是自己有兴趣的，我就把这套书都看完了，总体感觉比较粗疏。虽然选题非常好，但因为很多作者并不是在相关专题方面有长年的积累，多数作者主要使用间接材料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学术著作，我个人认为是不妥当的。比如《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张祥龙、杜小真、黄应全著，2003年）一书中提到胡塞尔时说：“据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出版物而言，中国人正式谈及胡塞尔的现象学早至1929年初，即胡塞尔七十岁，正在写作《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一书之时。这就是杨人楩所写的《现象学概论》一文，刊登于《民铎》杂志十卷一号，1929年1月出版。应该说，在这方面杨人楩先生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不仅如此，这篇七千字左右的文章的阐释水准亦颇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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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介绍胡塞尔在杨人楩之前好几年的，至少还有张君劢，时间在1924年，因为作者没有注意到，有些判断就不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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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君劢译了德国杜里舒（Hans Driesch）著的《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一书，他在书的序言中介绍了当时欧美主要哲学思潮后，特别有一节讲述“杜里舒氏与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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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说：“杜氏哲学之出发点，曰我自觉的有某物，我也有也，某物也，三位而一体者也。我之所能为力者，在此三位一体之关系下，以直观之方法，发现种种秩序符号。此也，彼也，关系也，相并也，平行也，绿也，酸也。杜氏此种立脚点之由来，则受虎塞尔（Husserl）学说之影响。虎氏者以反抗心理主义著称。彼以为是非之准，不在此顷刻万变之心理，而在不易之本性。比之说‘夕阳西下’四字。甲日之夕阳与乙日之夕阳固不同也；甲时之夕阳与乙时之夕阳亦不同也；自观者言之，甲时之心理与乙时之心理又不同也。此种种不同之中，而说到夕阳西下，无不了解之者，则普通的意义为之也，则不易之本性为之也。此普遍义或曰本性之求得之法，则在直观（Schau）而已。虎氏自名其学为现象学（Phaenomen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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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这本书并不是稀见的出版物，加上他的哲学家身份，专业研究者应当熟悉。这只是这套丛书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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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非常复杂。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的各种思潮都有及时的介绍，那时学术界的情况远比今天自由和繁荣。各种学术团体的建立，学术杂志的出版，学术书籍的刊印，比较复杂。对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情况，如果不长年留意和积累，一时下笔很难说得清楚。所以要写好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须对当时的学术团体、学者群体、留学制度、图书索引、出版和杂志状况以及大学的课程设置、学报及相关期刊的研究等，有长期留意和多年积累，这样才可大体明晰。另外，从严格的学术规范讲，作者对于自己提到的原书和原杂志，必须亲自过目才能有新的发现，只使用间接材料，离真实的历史会有距离。因为这套丛书中各书的作者都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里的哲学研究专家，所以有这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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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辈学者如果要做这一类专题，通常会是在长年的积累之后，方可下手，而且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材料多可以写几十万字，材料少也可以只写几万字而成一本小书。学术著作，不可能大而全，也不可能在大体统一的时间内完成。追求体例的统一、著作数量的大体一致以及完成时间的同步等，只是这些年才有的事。科研经费的短期效应加上书号的配给制度，对中国当代学术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如今凡出一本学术著作动辄要几十万字，其实真有这种本领的学者很少。正常的学术情况是能写专书就写专书，能写论文就写论文，能写小册子就写小册子，能钩沉材料就钩沉材料，怎么可能都来写专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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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再说“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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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中国谁最早介绍胡塞尔》刊出后，我又把手边几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哲学概论”一类的书看了看，还发现一些材料。这些材料《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张祥龙等著）一书中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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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张君劢译杜里舒《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在1924年出版，其中提到了胡塞尔和现象学。在这之前，张君劢还写过一篇《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氏东来之报告及其学说大略》，发表在《改造》杂志四卷六号上，这本杂志是1922年11月出版的。张君劢在谈到杜里舒哲学的来源时提道：“‘观’（Schauen）及‘精粹’（Gegnstand）二，自虎塞尔氏得来。”这样就可以说1922年，胡塞尔和现象学就出现在中国的杂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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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出版的王慕宁《现代西洋各派教育哲学思潮概论》（华风书店，上海）第五章“现象学派之教育思潮”中，用了二十六页的篇幅专门介绍“现象学”。作者把胡塞尔译为“扶萨尔”。作者说：“扶萨尔，为此派之鼻祖。现任德国福来甫尔姑大学之教授。年达七十余，元气尚健。集全世界之年少哲学家，以讲演现象学。著有《论理的研究》《现象学之理念》等书。”本章共分为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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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何谓现象学派”，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现象学（Phaenomenologie）。第二，现象学派之地位。第三，现象学思潮之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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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现象学之概念”，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现象学者，先验心理学者。第二，现象学者，认识之形而上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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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现象学之要点”，共讲了四个问题：“第一，现象学之方法。第二，纯粹意识（体验）论。第三，纯粹意识之构造。第四，作用与内容，及内容与其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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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现象学派之教育思潮”，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现象学的教育学派。第二，克氏之教育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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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现象学的教育学说之批评”，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优点。第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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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范錡译《哲学概论》列在当时商务印书馆著名的“大学丛书”中出版。在第五章“认识论”的第六节“认识本质之问题”中，单列一节，用了近四页的篇幅专讲“现象论”。范錡把胡塞尔译为“佛塞尔”，并在注释中注出了胡塞尔《论理学研究》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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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李长之出版《西洋哲学史》（正中书局，重庆），在第七章“哲学界现势——唯心论之继续发展实证主义新实在论”中，也提到了胡塞尔和现象学，就用了现在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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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关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哲学入门》（沈飞达著，桑春明译，大连），原书没有标明原作者名字的原文。这本书的第一章“认识论”中的第三节“实在论、观念论、现象论”，对胡塞尔和现象论都有介绍。作者把胡塞尔译为“福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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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介绍胡塞尔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海德格尔和他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作者译为“海逮葛”。《现象学思潮在中国》一书介绍海德格尔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时，提到的最早文献是熊伟先生1942年发表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一期上的文章，时在1942年。现在看来，同年还有另外的人也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和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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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那时中国出版的关于西方哲学的介绍性著作相当丰富。一般来说，在这些著作中，提到当时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思潮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张君劢、张东荪、沈有鼎这些大家的著作就不说了，就是一些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书中，也常有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尽可能完整地梳理出来，对于研究20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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