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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我在一篇小文章中提到过此书，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上海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李乐曾先生一信，说他见我提到此书，但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希望我能复印一册寄他使用。他这一说，倒使我想起答应过叶兄的事，这才努力把这本书找出来。我当天就在电脑上给同济李先生回了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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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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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教奉悉。感谢信任。此事这样处理：因为我前一段在北京见过叶隽，本来答应把此书送他，他是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后起之秀，想你们可能认识。现在既然贵校图书馆还没有此书，我想就把此书送给图书馆（如果贵所有资料室，就先送给资料室，我的要求是一定要让研究者方便使用），算是我无偿捐赠，然后先留您处使用。同时您复印一册寄叶隽即可。此书线装一册，不是公开出版物，所以少见。我5月20号左右在上海。我在同济有个朋友，在哲学系，是新到的青年，非常有学问，我和他父亲是好朋友。他住曲阳路一带，我印象中离同济很近，届时我可以把此书送您。学术是天下公器，宝剑应当赠给英雄，这是我一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上海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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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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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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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本来就是朋友送我的，我不敢据为私有，虽然期间保存了我们的友谊，但能把一本与同济有关的史料，几十年后再送还同济，在我和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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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辈学人中，本来就有把重要史料送归国家机构的传统，只是后来这个传统为人忘记了。当年胡适把孤本《红楼梦》寄给不曾见过面的周汝昌使用，那是何等胸襟。他多次说过，这书将来是要给国家的。因为史料只有能让学者方便使用才有意义，才称得上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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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周作人的一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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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一家旧书店里，同时看到两本青木正儿的书，没有犹豫就买下了，因为极便宜。青木正儿是日本有名的汉学家，与王国维、胡适多有交往。青木正儿的汉学著作，人们常提到的是《中国文学概说》和《中国近世戏曲史》。我这次看到的还有一本《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好像提到的人不多，书名是钱玄同题写的。记得子善兄在评论《周作人年谱》的修订本时，曾提到过这本书。子善说：“1933年12月，王俊瑜翻译的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此书由周作人校阅，增订本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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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翻看这本书时，发现序言也是周作人写的。我查手边张菊香《周作人年谱》，果然没有著录。又查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周作人”丛书中的《资料索引》，在《周作人著译篇目系年目录》中也没有查到关于周作人这篇序言的记录。我手边没有钟叔河先生编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不知道里面收了周作人这篇序言没有，我想应该有这篇序言。从子善兄上面的话中可以判断，他好像没有直接看到青木正儿的这本书，如果看到了，他会提一下周作人的序言。周作人这篇序言后标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识于北平”，这本书的版权页上标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序言的时间会比书出版的时间稍晚，可理解为是书排好版以后，才有这篇序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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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篇序言的兴趣并非在于它是不是周作人的一篇佚文，而是在于这篇序言对于理解周作人后来的经历可能会有帮助，主要是周作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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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序言一开始就说：“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来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目下很不容易解答。就现今的政治状态说，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可以和解的途径，但是从向来的文化关系上看时，两者之间具有甚深的因缘，轻易要割也是割不断的。我们本来无需多去攀认亲戚，特别是在自己落魄的时候，不过事实仍是事实，世界文化中最奇特的例，‘中日’确是其一。这关系多么密切，却又多么疏远。日本古代的文字学艺以至政治制度差不多全以中国文化为本，但这个关系又全是友谊的，与一般由于征服而发生的文化接触经路截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很不多见，只有中国在晋唐时代与印度的关系略可相比。中国不曾替印度保留下多少古文化，但是接连地译出了几千卷的经典，又代办了极东的传道事业，这个工作也颇不小，日本则直接保存了中国的好些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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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周作人举了当年夏曾佑和钱玄同的哥哥钱恂在日本时的观感，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和日本汉学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压力。周作人说：“日本今日虽有席卷东亚之志，看中国不在眼里，可是旧债还是不能抵赖。”周作人认为，中国对于侵略者固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但“若是救亡工作中不废学术，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资料及其研究成绩也就不能恝然置之，有时实在还需积极地加以注意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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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他后来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对一种文化的基本理解和评价，常常会导致对存在那种文化的国度的特殊感觉，这在周氏兄弟身上都有体现，其中的复杂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可以说清的。周作人的这篇序言写在“九·一八”以后，他对中日关系前景的基本判断和他后来的选择可以解释出某种关系，这对于我们走进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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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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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隆福寺的中国书店里看到一本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是1934年的初版本，由天津百城书局出版。陈师曾的这本书有两个版本，早期的那个是他的一位弟子俞剑华记录，1926年由山东济南翰墨缘美术院印行，这个本子我没有见过。我本来以为书店会要个大价钱，但想不到的是特别便宜，不过是现在一本普通新书的价格。陈师曾是陈寅恪的哥哥，现代有名的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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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在美国周启博家里见过陈师曾的一幅画——周启博是周一良先生的儿子，陈师曾的这幅画是周一良先生家里的东西——他家里当时还挂着一副傅增湘的对联。同年我在香港还见到过一本陈师曾的诗集，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印象中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书，可惜当时没有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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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的这本《中国绘画史》是陈师曾在北京美术学校教书时的讲稿，由他的学生苏吉亨记录。那时陈师曾已去世，所以书前有“纪念陈师曾先生”的题词和他的一幅墨荷，那幅画的风格，和我在周启博家里看到的陈师曾的画非常接近。这本书的书名是李金藻题写的，李是当时天津有名的文人，做过河北的教育厅厅长和图书馆馆长。书前有赵光宸一篇序言，这个赵光宸是周恩来早年在天津时的朋友。我到网上寻找苏吉亨的材料，看到孔另境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李霁野的一个回忆说：“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女师院的美术教师苏吉亨是被捕镇压的国民党特务。”那时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根据一般常识推断，冤案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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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这本书，在中国绘画史研究上是一本开山之作，以后同类的著作在材料和见识上能超过它的极少。我对中国绘画史是完全的外行，但读了陈师曾这本书，一个突出的感觉是老辈中国学者的学风实在是好。他们的研究看起来字数极少，但内容却极为丰富。就文字来说，陈师曾这本《中国绘画史》放在今天是够不上出一本书的，因为只有几万字。但这是一本经典，可以说没有一句废话，句句落在实处。正如苏吉亨在序言中所说：“先生悲绘事之沦涣，忧师承之不明，因述《中国绘画史》一书，以明授受之渊源。顾颇自谦抑，自谓短篇小册，半爪一鳞，不能博引旁征，搜求宏富。然识者论之，则谓纲领所在，已提挈无疑；始于伏羲记数而画卦，苍颉造字以象形，且对历代绘事之盛衰，各朝之沿革，画家之派别，绘事之本末，无不详为胪述，诚为后学之先导，问道之津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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