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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一家旧书店里，同时看到两本青木正儿的书，没有犹豫就买下了，因为极便宜。青木正儿是日本有名的汉学家，与王国维、胡适多有交往。青木正儿的汉学著作，人们常提到的是《中国文学概说》和《中国近世戏曲史》。我这次看到的还有一本《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好像提到的人不多，书名是钱玄同题写的。记得子善兄在评论《周作人年谱》的修订本时，曾提到过这本书。子善说：“1933年12月，王俊瑜翻译的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此书由周作人校阅，增订本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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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翻看这本书时，发现序言也是周作人写的。我查手边张菊香《周作人年谱》，果然没有著录。又查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周作人”丛书中的《资料索引》，在《周作人著译篇目系年目录》中也没有查到关于周作人这篇序言的记录。我手边没有钟叔河先生编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不知道里面收了周作人这篇序言没有，我想应该有这篇序言。从子善兄上面的话中可以判断，他好像没有直接看到青木正儿的这本书，如果看到了，他会提一下周作人的序言。周作人这篇序言后标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识于北平”，这本书的版权页上标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序言的时间会比书出版的时间稍晚，可理解为是书排好版以后，才有这篇序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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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篇序言的兴趣并非在于它是不是周作人的一篇佚文，而是在于这篇序言对于理解周作人后来的经历可能会有帮助，主要是周作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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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序言一开始就说：“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来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目下很不容易解答。就现今的政治状态说，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可以和解的途径，但是从向来的文化关系上看时，两者之间具有甚深的因缘，轻易要割也是割不断的。我们本来无需多去攀认亲戚，特别是在自己落魄的时候，不过事实仍是事实，世界文化中最奇特的例，‘中日’确是其一。这关系多么密切，却又多么疏远。日本古代的文字学艺以至政治制度差不多全以中国文化为本，但这个关系又全是友谊的，与一般由于征服而发生的文化接触经路截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很不多见，只有中国在晋唐时代与印度的关系略可相比。中国不曾替印度保留下多少古文化，但是接连地译出了几千卷的经典，又代办了极东的传道事业，这个工作也颇不小，日本则直接保存了中国的好些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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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周作人举了当年夏曾佑和钱玄同的哥哥钱恂在日本时的观感，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和日本汉学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压力。周作人说：“日本今日虽有席卷东亚之志，看中国不在眼里，可是旧债还是不能抵赖。”周作人认为，中国对于侵略者固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但“若是救亡工作中不废学术，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资料及其研究成绩也就不能恝然置之，有时实在还需积极地加以注意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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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他后来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对一种文化的基本理解和评价，常常会导致对存在那种文化的国度的特殊感觉，这在周氏兄弟身上都有体现，其中的复杂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可以说清的。周作人的这篇序言写在“九·一八”以后，他对中日关系前景的基本判断和他后来的选择可以解释出某种关系，这对于我们走进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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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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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隆福寺的中国书店里看到一本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是1934年的初版本，由天津百城书局出版。陈师曾的这本书有两个版本，早期的那个是他的一位弟子俞剑华记录，1926年由山东济南翰墨缘美术院印行，这个本子我没有见过。我本来以为书店会要个大价钱，但想不到的是特别便宜，不过是现在一本普通新书的价格。陈师曾是陈寅恪的哥哥，现代有名的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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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在美国周启博家里见过陈师曾的一幅画——周启博是周一良先生的儿子，陈师曾的这幅画是周一良先生家里的东西——他家里当时还挂着一副傅增湘的对联。同年我在香港还见到过一本陈师曾的诗集，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印象中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书，可惜当时没有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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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的这本《中国绘画史》是陈师曾在北京美术学校教书时的讲稿，由他的学生苏吉亨记录。那时陈师曾已去世，所以书前有“纪念陈师曾先生”的题词和他的一幅墨荷，那幅画的风格，和我在周启博家里看到的陈师曾的画非常接近。这本书的书名是李金藻题写的，李是当时天津有名的文人，做过河北的教育厅厅长和图书馆馆长。书前有赵光宸一篇序言，这个赵光宸是周恩来早年在天津时的朋友。我到网上寻找苏吉亨的材料，看到孔另境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李霁野的一个回忆说：“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女师院的美术教师苏吉亨是被捕镇压的国民党特务。”那时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根据一般常识推断，冤案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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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这本书，在中国绘画史研究上是一本开山之作，以后同类的著作在材料和见识上能超过它的极少。我对中国绘画史是完全的外行，但读了陈师曾这本书，一个突出的感觉是老辈中国学者的学风实在是好。他们的研究看起来字数极少，但内容却极为丰富。就文字来说，陈师曾这本《中国绘画史》放在今天是够不上出一本书的，因为只有几万字。但这是一本经典，可以说没有一句废话，句句落在实处。正如苏吉亨在序言中所说：“先生悲绘事之沦涣，忧师承之不明，因述《中国绘画史》一书，以明授受之渊源。顾颇自谦抑，自谓短篇小册，半爪一鳞，不能博引旁征，搜求宏富。然识者论之，则谓纲领所在，已提挈无疑；始于伏羲记数而画卦，苍颉造字以象形，且对历代绘事之盛衰，各朝之沿革，画家之派别，绘事之本末，无不详为胪述，诚为后学之先导，问道之津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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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欧美漫游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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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日读书很留意日记一类的东西，因为日记相对其他史料，真实性稍高。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如果一个人写文章只用大路的材料，至少在趣味和眼界上，让人感觉不出读书的味道。我认为，文章不论长短，如果没有高明的见识，总要有一两条新材料，才像个文章，哪怕是一则有用的信息也算。网络时代的所谓读书，是很能骗人的。如果文章里没有新材料，多半是依赖网络完成的。我想以后观察读书人的标准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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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在北京访学的地方，离网上书店布衣书局原来的总部很近，所以我也常去看看。虽然收获非常有限，但有时候也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次看到一本《欧美漫游日记》，索价五百元。我在书店里几乎看了一个下午，本来决定不要了，但想一想，书这个东西和其他还不一样，再贵，它最后还是在自己手里，就是送了朋友，也会知道它的落脚处，万一要用的时候，再找也方便，最后还是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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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日记是抗战前的1935年，天津有名的启新洋灰公司的创办人陈一甫环球旅行时，他的小儿子陈达有逐日记下的。这个小儿子是唐山交大毕业的，当时只有二十多岁。日记为1937年的自印本，线装一册。日记所叙主要是旅行的感受，对于今天中国人了解那个时代的西方社会，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陈氏父子的情况，网上可以随便查到很多，但从没有提到这本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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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的真实记录，时间都会使它产生意义，这就是历史。我们看这本日记，可以了解当时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旅行的时候，他们关于生活细节的记录，是了解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材料。比如我们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知道当时上海最豪华旅店的价格和相关的设施，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从专门的经济史研究中反而不一定看得清楚，但日记里的记载比较感性，也比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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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价值，一般体现在人和事上，特别是人。这本日记涉及较多的是当时的驻外使节，因为陈氏父子是国内有名的企业家，所以每到一地，都有中国的外交官和他们交往，有时候也能遇到恰好在外国访问的知名人士。比如陈氏父子在伦敦的时候，就有两次和刚从苏联到英国的梅兰芳相遇，还有一次遇到了当时也到伦敦的周剑云及胡蝶夫妇，还有熊式一。另外，日记中也常常有一些感慨。比如将要结束这次旅行返回中国时，他们先到了东京。在参观了东京的多处名胜后，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至圣德纪念绘画馆，布置甚精美，壁画数百帧，多关日本史迹。内有甲午之战、日俄之战者多幅，令人深喟。虽胜败兵家常事，战败非耻，然不振斯可耻矣。当时俄国与我国同一战败，方今两国地位果何如乎？遇男女小学生多人参观，男生均平头着黑色制服，女生则白衫黑裙，质均粗劣。小学生俱不失坚苦耐砺精神。东京为日本首都，东西文化荟萃之地，而其原有美德决不因外物之诱惑而更改，此实为日本胜于欧美之处，而我国所亟需取法者也。”类似的感慨还有许多，如果这本日记能重印一次，对于研究相关的历史还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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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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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写过一篇关于夏承枫的小文，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夏承枫的一本著作。后来又看到一本《国立中央大学图书目录》（1943年印刷，线装一大册），因为是中央大学自己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对中大教授的著作收罗完备。南京徐雁先生是藏书家，我一向认为宝剑当赠英雄，所以就把这本目录送了徐先生，因为他比我有用。就是在这本目录中，我又看到了夏承枫教授著作的目录，才知道他在中国教育行政研究方面的贡献。说来也巧，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看新到的《旧书交流信息》，在上面的“转让信息”中突然发现山东一个人要出售一册《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索价二百二十元。我因为想进一步了解夏教授的生平和学术研究，就要了这本书，收到书后才了解当年夏承枫教授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民国二十四年就因病去世了，只活了三十八岁。他去世时，正值罗家伦主政中央大学，他的丧事办得特别盛大。墓表由罗家伦撰，吴梅书。纪念册近百页，前面有照片多幅，可看出当时丧事的场面。在送挽联和赙金的名单中，可找到当时众多的社会名流和学术界人士，如朱自清、宗白华、杨亮功、何炳松、陈鹤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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