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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殷海光早年的一本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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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然得到一本《哲学与逻辑语法》，商务印书馆1946年9月初版，特别标明“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辑委员会主编”，当时商务印书馆还在重庆。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本代表作，作者是卡尔纳普。此书的译者是殷福生，校阅者是王宪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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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福生是殷海光的原名。当时殷海光把“卡尔纳普”译为“卡纳普”。王宪钧是中国有名的逻辑学家，当时在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教书，殷海光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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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是非常专门的学问，一般人很难了解。我之所以要提到殷海光的这本译作，也是想从学术史的角度发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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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凡商务出版的书，我是见到就买，看不看就另说了。我见到殷海光这本译作后，就从书架上找到相关的书查了一下，发现殷海光这本早年的译作，在专业领域都被人忘记了，更不要说一般的学术史，这就是学术断裂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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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找到一本李步楼翻译的艾耶尔等著的《哲学中的革命》，其中有专门介绍维也纳学派的一节。我对比了其中的相关内容，可以肯定地说，译者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不知道殷海光这本早年的译作，如果知道，应当作一个注释，或者说，如果殷海光是最早翻译卡尔纳普著作的中国学者，那后来的译者应当按殷海光的习惯把“卡尔纳普”译为“卡纳普”，多加一字实在看不出什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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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找出陈晓山等译的《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一书，在书后的卡尔纳普著作年表中把此书译为《哲学与逻辑句法》。特别是译者在书前的说明中提到本书的翻译工作得到“北京大学洪谦、王太庆、陈启伟等教授的热情帮助和指正”，而洪谦教授就是维也纳学派中唯一的中国成员。从学术史角度推断，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殷海光早年这本译作，但在书中，读者感觉不到中国曾有过对卡尔纳普比较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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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任之主译怀特编著的《分析的时代》专门介绍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章中，重新翻译了《哲学和逻辑语法》的第一章，并译了一个注释：“承伦敦Orthological Institute 和C. K. 奥登先生允许重印鲁道夫·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语法》一书的这部分章节，特此致谢。”此是原书的注释，此节署名“广华译，天骥校”。如果译者知道殷海光的这本书，应当说明；如果不知道，说明学术史的中断确实是一个事实。虽是小事，但在专业领域，对前辈的学术工作了解不够是不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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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近年出版了几本殷海光的传记，我都看过，印象中也没有提到殷海光的这本书。王中江《炼狱——殷海光评传》中对殷海光早年这方面的学术工作有专门研究，其中提道：“殷海光对逻辑经验论的引介工作，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本书后面列出的殷海光译著目录中，也没有这本译作。因为没有见过原书，评传作者对殷海光早年学术工作的判断就不准确了。何卓恩《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中，提到这本书，但介绍极简单，特别是没有提到殷海光《译者引言》一文。在《哲学与逻辑语法》的《译者引言》中，殷海光不但详细介绍了维也纳学派的简史和主要研究方向，还在文末开列了七本原文文献的书名，可以想见殷海光当时的学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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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完整读过台湾出版的《殷海光全集》，但从国内一些研究者引述的文献中判断，这本早年译作，可能没有收到全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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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杨静远《让庐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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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远是一位翻译家。我过去读过她的《写给恋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那本书是她和恋人间的通信。我研究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从中得到许多有力的材料，特别是当时中国大学生为什么会急剧“左倾”，她那本书信集中有很生动的例子。杨静远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她是杨端六和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的父母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子中的重要成员。武汉大学在抗战爆发后到了四川乐山。杨静远和恋人的通信时间约在1945到1948年间，这次出版的《让庐日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则是1941年到1945年，恰好是她完整的大学生活记录，两本书联系起来看，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杨静远当时的邻居和老师均为一时之选，所以这本书记的价值是很高的。可惜只是一个选本，据说完整的日记有五六十万字。对日记，我以为还是要完整出版，最好不要删节，因为谁也说不准哪些材料对谁有用，可以印证什么事实。有时候越是小事，反而越有意义。早些年山西出版一个晚清秀才刘大鹏的日记就做了节选，最后想用这本日记的人，还得设法再去图书馆查。还有竺可桢日记，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大册经过删节的日记，对研究者来说还是不够，最后还得出版一个完整的。日记是属于文献类的历史材料，主要阅读对象是研究者，所以删节最要不得。为了避讳做一些手脚也没有必要。像前年出版的宋云彬日记，作了删节研究者也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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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让庐日记》，涉及当时武汉大学许多教授的生活和思想，如朱光潜、周鲠生等自由知识分子，还有当时的教学和学生的读书情况（特别是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书中详细记载了她当时读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感受）。因为日记是第一手的材料，所以看起来很生动，它的价值一般说来要高过回忆录好多倍。这本日记对了解当时大学校园生活很有帮助。现在有些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对当时的大学生活描写太离谱，就是因为不注意看日记这一类的材料。学生的日记与成人还不大相同，主要是有思想变化。像杨静远这本书记，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对国民党失望，而对共产党产生兴趣。通过阅读日记，研究者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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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4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有三种材料比较可信。一是当时出版的年级纪念册，二是当时的校刊，三是学生的日记。这三种材料对看起来才能还原当时学生的生活，在这方面，一般的回忆录只能参考。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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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研究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当年她参加《西风》征文得奖的情况。她本人的回忆，研究者如水晶、赵冈对这件事的看法，各不相同。这件事最后还是陈子善看到了原始的《西风》杂志，经过考辨最后才还原了真相。杨静远比张爱玲小两岁，当时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常常给杂志投稿。她在1942年8月5日和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阅读《西风》杂志的感受，并记下了当时征文获奖的情况。虽然有个别笔误，但大体是准确的。这个材料恰好可以对陈子善的张爱玲研究做一个旁证。当时杨静远也参加了比赛，可惜落榜了。她在日记中说：“看焕葆借给我的《西风》征文集。这种文章完全是仿美派的，内容空洞，但文字轻松，看起来很舒服，可供解闷，但也不见得写得十分好，我相信我那篇落第的苦命小说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篇不差。”对张爱玲的获奖作品《天才梦》（《我的天才梦》），杨静远的评价是“材料都很好，却不动人”。这些材料对研究当时文坛的风气都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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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从相关材料中看出问题不是本事，从没有关系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和材料才是本事。作为智力活动，如今学术研究中最少见的就是才气，因为大家都喜欢从直接文献中看材料，特别是有了互联网，更容易偷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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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从《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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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书摊上买到过几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农业方面的书，主要是邹秉文、沈宗瀚、董时进等人的著作。如果我们把历史连起来观察，会发现中国早期凡和美国有联系的事情，最后的结果都是我们受益，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特例。不是说美国完全没有做过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而是说，凡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方针上，向美国学习基本都是对的。现在国际公认台湾的农业世界一流，这固然与台湾的自然条件有关，但也与台湾在农业方面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相关。台湾现在出版有大量关于“农复会”的资料，随便翻一下，都会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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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是一本文件汇编，1948年印刷，非卖品。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农林水利地政等二十一学术团体”。本书的来源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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