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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人才如此众多,但我看到的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的序言,却出自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笔下,他在序言中说:“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安稳地过着研究生活,我们并没有因此怡然自得,却是满怀着热望和期待。也就是在这种情绪中,我们才下了决心来完成这本小册子,借以纪念过去,检讨现在,警惕将来,并且把此时此地仅存的研究院的情形,报告给一切关心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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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庭燧的夫人何怡贞当时在研究院物理系教光谱学。何怡贞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姐姐,她们是山西灵石著名的老同盟会会员何澄(字亚农)的女儿。何澄早年做过蒋介石的老师,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1940年,苏州著名的网师园曾由何澄买下,并进行全面整修。1950年,何氏后人将园献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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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澄的夫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家王季烈的妹妹,何、王两家满门精英,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贡献尤其巨大。何泽慧嫁给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中国现代出名的物理学家中,山西有任之恭和何氏姐妹,再加上葛庭燧、钱三强这两位山西女婿,这也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和山西的一段佳话。虽然何氏姐妹主要在南方生活,但以中国人的习惯说,山西才是她们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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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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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人物辞典一类的工具书,现在很不少。但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种一般的工具书还是不够。通常的情况是想找的人物,这些工具书中总是难以找到。在网络时代,对于稀见的历史人物,我们多了寻找的手段,但也有网络上不见痕迹的人物。出于这个缘故,我比较留意旧时代各种机构编辑的人名录和通讯录一类的东西,特别是文化和学术机构的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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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些年在北京买到过一册《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当时没有细看,只是感觉有用就买下了,但到用的时候,才发现此书是一册残书,其中少了很多页,只能说聊胜于无吧。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有人出售这本书,就要了回来,但拿到手后又发现此书是一个新印的旧书。我也想不到旧书商会在此类书上做手脚,因为我是使用不是收藏,所以也没有太计较。有了完整的,那本残书就随手送了爱书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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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读书遇到相关的学术文化界的历史人物,此书倒是非常有用。“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是抗战前平津各大学(包括当时平津的学术研究机构)的一个教育工会组织,成员是当时在平津各大学的教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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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的好处是比较准确,因为是当时编辑,差错相对较少。通讯录一般不可能有太详细的介绍,但那时的文人学者多有字、号、别名,照例都会列出,供职单位和家庭住址也是辞典一类工具书很难列出的。通讯录中的籍贯较少出错,因为通讯录的编著通常是以自己所填表格为原始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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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细看这本《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忽然间会生出许多感想。一是当时平津大学教授许多人家里都有电话,我没有仔细统计,但粗粗看去,比例很不小。二是看他们的住址,多数是单门独院,住在一处的很少,除了单身教职员以机构为通讯处外,多数教授有独立的住处。从这些住址中有时候也能看出许多历史,比如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当年许多教授的住址,我们会在后来政界要人的回忆中发现,那些教授的住处,成了政界要人的家。比如当年蒋梦麟的家在毛家湾5号——那时许多教授住在毛家湾一带,还有当时北平研究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旁边,这些地方后来都不是教授和学术机关能在的地方了。另外像东四、西四、府右街、景山、史家胡同一带,从通讯录中看,教授也很不少,我不熟悉北京的地理,但一般的感觉,后来这些地方也是政界要人的居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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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地位可能有一些变化,但因为有重要的大学和几个重要的学术机关,当时的北平还是学者和文人的福地。时代变化以后,不是说文人和学者的居处立刻会发生变化,但因为当时文人和学者居于社会的上流,特别是许多人离开了北平,自然也就顾不得北平的居所了。有时候我想,如果有一个熟悉北京地理的人,有兴趣把当时教授的住处和后来住进去的官员详细列出一个表格,倒也是一部时代变迁的政治地理,居所的变化不是也能映现知识分子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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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今日《西风》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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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零散的《西风》杂志,成套的我也在上海和北京的旧书店里见过,但索价甚昂,一般人是买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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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是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两人主编的,请了林语堂作顾问,抗战前在上海创办。黄嘉德是上海圣约翰出身,所以这大体决定了这本杂志的风格。它主要是想在中国提倡英美杂志的那种文体,是一本海派风格的杂志。黄氏兄弟后来的命运都不好,黄嘉德到了山东大学,黄嘉音被打成“右派”,死在宁夏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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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西风》是一本轻松的杂志,好像还不很确切,有时它上面也有很重的东西,比如有一期上就有篇《爱因斯坦论原子弹》。不过大体说来,它是一本注重趣味和知识的杂志,对现实生活不取激烈批判的方式,而是真实展示生活的状态。它特别关心真实的生活,特别是青年的生活,它曾一度征文要青年来写文章控诉教育制度对他们的伤害。《西风》要青年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来,比如张爱玲得奖的那次征文比赛中,就有一篇凌茵的《我做舞女》,作者就是一个舞女,写出了真实的生活情状,当时排名第七,远在张爱玲之上——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只是荣誉奖的第三名。不过张爱玲真是了不起,她那么小的年纪,那么短的一篇文章,就让人记住了她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蚤子。”这个感觉只有贵族的后代才会捕捉到,旁人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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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从欧美杂志上翻译过来,就是漫画也多摘自《纽约客》和《笨拙》,它的创作也大部出自欧美留学生之手,极重知识和趣味,是给有文化的青年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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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如今会英文的青年人这么多,能不能也办出一本像《西风》那样的杂志?想了想感觉还是有困难,因为虽然是一本青年读物,但它的文化趣味和格调,有时还是与我们的习惯不合。陆灏兄在上海办《万象》,很得《西风》的真传,但《万象》还不是《西风》。兰州的《读者》倒是中国版的《读者文摘》,但趣味土了些,尤其想教育青年向上,格调就偏了。早年沈昌文先生办的《读书》也有一点《西风》的味道,但也还不是《西风》。这三个杂志的优点加起来,离《西风》就差不多了,但谁有这个本事呢?今天会英文的人不少,但会到林语堂和黄氏兄弟那样的,又有多少?还得加上汉语好这一条,所以也只能一再感叹昔日《西风》今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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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钱锺书与拉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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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 J. Laski)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不过完全的新材料还不多见。研究拉斯基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主要是注意到当时拉斯基和哈耶克的思想都已形成,何以民国知识分子重拉斯基而轻哈耶克?解读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助于人们判断某种理论思潮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说来,民国知识分子对拉斯基思想比较推重,是发现了拉斯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哈耶克对集权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常常为人忽视。但对拉斯基思想保持另外态度的学者,也不是没有,钱锺书算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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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第七章结尾时,有一个细节。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关系,要赶紧离开三闾大学,他走的时候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钱锺书写道:“凑巧陆子潇到鸿渐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Laski)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辛楣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这几个字是认识的,触目惊心。他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所以鸿渐连‘如夫人’都做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辛楣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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