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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的好处是比较准确,因为是当时编辑,差错相对较少。通讯录一般不可能有太详细的介绍,但那时的文人学者多有字、号、别名,照例都会列出,供职单位和家庭住址也是辞典一类工具书很难列出的。通讯录中的籍贯较少出错,因为通讯录的编著通常是以自己所填表格为原始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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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细看这本《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忽然间会生出许多感想。一是当时平津大学教授许多人家里都有电话,我没有仔细统计,但粗粗看去,比例很不小。二是看他们的住址,多数是单门独院,住在一处的很少,除了单身教职员以机构为通讯处外,多数教授有独立的住处。从这些住址中有时候也能看出许多历史,比如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当年许多教授的住址,我们会在后来政界要人的回忆中发现,那些教授的住处,成了政界要人的家。比如当年蒋梦麟的家在毛家湾5号——那时许多教授住在毛家湾一带,还有当时北平研究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旁边,这些地方后来都不是教授和学术机关能在的地方了。另外像东四、西四、府右街、景山、史家胡同一带,从通讯录中看,教授也很不少,我不熟悉北京的地理,但一般的感觉,后来这些地方也是政界要人的居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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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地位可能有一些变化,但因为有重要的大学和几个重要的学术机关,当时的北平还是学者和文人的福地。时代变化以后,不是说文人和学者的居处立刻会发生变化,但因为当时文人和学者居于社会的上流,特别是许多人离开了北平,自然也就顾不得北平的居所了。有时候我想,如果有一个熟悉北京地理的人,有兴趣把当时教授的住处和后来住进去的官员详细列出一个表格,倒也是一部时代变迁的政治地理,居所的变化不是也能映现知识分子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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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今日《西风》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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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零散的《西风》杂志,成套的我也在上海和北京的旧书店里见过,但索价甚昂,一般人是买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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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是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两人主编的,请了林语堂作顾问,抗战前在上海创办。黄嘉德是上海圣约翰出身,所以这大体决定了这本杂志的风格。它主要是想在中国提倡英美杂志的那种文体,是一本海派风格的杂志。黄氏兄弟后来的命运都不好,黄嘉德到了山东大学,黄嘉音被打成“右派”,死在宁夏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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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西风》是一本轻松的杂志,好像还不很确切,有时它上面也有很重的东西,比如有一期上就有篇《爱因斯坦论原子弹》。不过大体说来,它是一本注重趣味和知识的杂志,对现实生活不取激烈批判的方式,而是真实展示生活的状态。它特别关心真实的生活,特别是青年的生活,它曾一度征文要青年来写文章控诉教育制度对他们的伤害。《西风》要青年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来,比如张爱玲得奖的那次征文比赛中,就有一篇凌茵的《我做舞女》,作者就是一个舞女,写出了真实的生活情状,当时排名第七,远在张爱玲之上——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只是荣誉奖的第三名。不过张爱玲真是了不起,她那么小的年纪,那么短的一篇文章,就让人记住了她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蚤子。”这个感觉只有贵族的后代才会捕捉到,旁人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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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从欧美杂志上翻译过来,就是漫画也多摘自《纽约客》和《笨拙》,它的创作也大部出自欧美留学生之手,极重知识和趣味,是给有文化的青年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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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如今会英文的青年人这么多,能不能也办出一本像《西风》那样的杂志?想了想感觉还是有困难,因为虽然是一本青年读物,但它的文化趣味和格调,有时还是与我们的习惯不合。陆灏兄在上海办《万象》,很得《西风》的真传,但《万象》还不是《西风》。兰州的《读者》倒是中国版的《读者文摘》,但趣味土了些,尤其想教育青年向上,格调就偏了。早年沈昌文先生办的《读书》也有一点《西风》的味道,但也还不是《西风》。这三个杂志的优点加起来,离《西风》就差不多了,但谁有这个本事呢?今天会英文的人不少,但会到林语堂和黄氏兄弟那样的,又有多少?还得加上汉语好这一条,所以也只能一再感叹昔日《西风》今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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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钱锺书与拉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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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 J. Laski)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不过完全的新材料还不多见。研究拉斯基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主要是注意到当时拉斯基和哈耶克的思想都已形成,何以民国知识分子重拉斯基而轻哈耶克?解读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助于人们判断某种理论思潮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说来,民国知识分子对拉斯基思想比较推重,是发现了拉斯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哈耶克对集权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常常为人忽视。但对拉斯基思想保持另外态度的学者,也不是没有,钱锺书算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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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第七章结尾时,有一个细节。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关系,要赶紧离开三闾大学,他走的时候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钱锺书写道:“凑巧陆子潇到鸿渐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Laski)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辛楣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这几个字是认识的,触目惊心。他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所以鸿渐连‘如夫人’都做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辛楣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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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围城》里提到的书,没有一本是钱锺书编造的,都是钱锺书平时熟悉的著作和杂志,钱锺书有深刻印象的东西才会在写作时浮现出来——写小说不同于做学问,都是信手拈来,不必时时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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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这个细节虽是信笔写出,但细读却有深意。钱锺书平时极少专写政论文字。他不习惯专门写文章来表达对政治的态度和判断,但不等于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现实没有看法。赵辛楣在《围城》中的身份是留美学生,专业是政治学,对当时的政治思潮自然应当熟悉,在他的知识范围内,民国知识界的思潮应该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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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蓝田国师教书的时候,储安平也在那里。储安平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来还根据当时的讲义出版了一本《英国与印度》。储安平在英国学习时,最喜欢拉斯基的学说,到了他办《客观》和《观察》时,在英美政治学思潮中,他也最欣赏拉斯基。他前后办过两本周刊,其中对西方政治学者介绍最多的是拉斯基。拉斯基在中国的学生,如吴恩裕、王赣愚等,基本都成为储安平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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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读《围城》的这个细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老潘”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条材料:“胡适对韦莲司提及‘家庭大学丛书’中的一本,联想到我之前在翻译以赛亚·伯林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环境》序言时遇到的‘Home University Library’如何翻译的问题,正对此解。胡适提到的Euripides and His Age(By Gilbert Murray,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与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正是同一丛书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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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质平的《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常在手边,但没有注意这个细节。现在我把这个材料和《围城》里提到拉斯基的情节联系了起来。钱锺书《围城》中也提到了“家庭大学丛书”,大概这是欧美老牌政治学一类的丛书,希望以后能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以常识判断,钱锺书既然提到了拉斯基的书,说明他对这套丛书很熟悉,不会只读拉斯基这一本,比如伯林这本,应当也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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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黄肇年片断的译文就曾在《新月》杂志发表,当时钱锺书也是《新月》的作者,应当熟悉拉斯基的情况。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最早由黄肇年译出,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黄肇年在南开大学翻译此书时,曾得到萧公权、蒋廷黻的帮助,后来商务再版此书时改名为《共产主义的批评》,收在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小丛书”中,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书。1961年商务又作为内部读物重译了本书,改名为《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齐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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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拉斯基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我们再来分析《围城》的这个细节。从钱锺书的叙述笔调判断,他对本书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多少带有否定的意味。他说这是一本“时髦书”,以此可以观察当时知识界的风气。陆子潇拿该书告密,说明当时大学中对“共产主义”的防范。高松年知道此事后的感觉是:“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是一本学术著作,并非宣传品,但“Communism这几个字……触目惊心”,钱锺书在小说中描述的这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他的知识结构和对流行思想的感觉,这对我们研究钱锺书很有帮助。1935年,钱锺书曾写过一篇读《马克思传》的随笔,他评价该书:“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像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分为多,绝无犹太臭味,极为新颖。”(《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6年)从各方面的细节判断,钱锺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类思潮和人物有相当认识,至少他对“拍马的书”很不感兴趣。钱锺书对当时流行思潮保持警惕的习惯,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和判断,以此理解钱锺书的独立性格,应当是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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