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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零散的《西风》杂志，成套的我也在上海和北京的旧书店里见过，但索价甚昂，一般人是买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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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是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两人主编的，请了林语堂作顾问，抗战前在上海创办。黄嘉德是上海圣约翰出身，所以这大体决定了这本杂志的风格。它主要是想在中国提倡英美杂志的那种文体，是一本海派风格的杂志。黄氏兄弟后来的命运都不好，黄嘉德到了山东大学，黄嘉音被打成“右派”，死在宁夏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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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西风》是一本轻松的杂志，好像还不很确切，有时它上面也有很重的东西，比如有一期上就有篇《爱因斯坦论原子弹》。不过大体说来，它是一本注重趣味和知识的杂志，对现实生活不取激烈批判的方式，而是真实展示生活的状态。它特别关心真实的生活，特别是青年的生活，它曾一度征文要青年来写文章控诉教育制度对他们的伤害。《西风》要青年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来，比如张爱玲得奖的那次征文比赛中，就有一篇凌茵的《我做舞女》，作者就是一个舞女，写出了真实的生活情状，当时排名第七，远在张爱玲之上——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只是荣誉奖的第三名。不过张爱玲真是了不起，她那么小的年纪，那么短的一篇文章，就让人记住了她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蚤子。”这个感觉只有贵族的后代才会捕捉到，旁人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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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从欧美杂志上翻译过来，就是漫画也多摘自《纽约客》和《笨拙》，它的创作也大部出自欧美留学生之手，极重知识和趣味，是给有文化的青年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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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如今会英文的青年人这么多，能不能也办出一本像《西风》那样的杂志？想了想感觉还是有困难，因为虽然是一本青年读物，但它的文化趣味和格调，有时还是与我们的习惯不合。陆灏兄在上海办《万象》，很得《西风》的真传，但《万象》还不是《西风》。兰州的《读者》倒是中国版的《读者文摘》，但趣味土了些，尤其想教育青年向上，格调就偏了。早年沈昌文先生办的《读书》也有一点《西风》的味道，但也还不是《西风》。这三个杂志的优点加起来，离《西风》就差不多了，但谁有这个本事呢？今天会英文的人不少，但会到林语堂和黄氏兄弟那样的，又有多少？还得加上汉语好这一条，所以也只能一再感叹昔日《西风》今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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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钱锺书与拉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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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 J. Laski）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不过完全的新材料还不多见。研究拉斯基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主要是注意到当时拉斯基和哈耶克的思想都已形成，何以民国知识分子重拉斯基而轻哈耶克？解读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助于人们判断某种理论思潮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说来，民国知识分子对拉斯基思想比较推重，是发现了拉斯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哈耶克对集权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常常为人忽视。但对拉斯基思想保持另外态度的学者，也不是没有，钱锺书算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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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第七章结尾时，有一个细节。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关系，要赶紧离开三闾大学，他走的时候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钱锺书写道：“凑巧陆子潇到鸿渐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Laski）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辛楣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这几个字是认识的，触目惊心。他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所以鸿渐连‘如夫人’都做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辛楣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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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围城》里提到的书，没有一本是钱锺书编造的，都是钱锺书平时熟悉的著作和杂志，钱锺书有深刻印象的东西才会在写作时浮现出来——写小说不同于做学问，都是信手拈来，不必时时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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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这个细节虽是信笔写出，但细读却有深意。钱锺书平时极少专写政论文字。他不习惯专门写文章来表达对政治的态度和判断，但不等于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现实没有看法。赵辛楣在《围城》中的身份是留美学生，专业是政治学，对当时的政治思潮自然应当熟悉，在他的知识范围内，民国知识界的思潮应该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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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蓝田国师教书的时候，储安平也在那里。储安平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来还根据当时的讲义出版了一本《英国与印度》。储安平在英国学习时，最喜欢拉斯基的学说，到了他办《客观》和《观察》时，在英美政治学思潮中，他也最欣赏拉斯基。他前后办过两本周刊，其中对西方政治学者介绍最多的是拉斯基。拉斯基在中国的学生，如吴恩裕、王赣愚等，基本都成为储安平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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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读《围城》的这个细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老潘”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条材料：“胡适对韦莲司提及‘家庭大学丛书’中的一本，联想到我之前在翻译以赛亚·伯林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环境》序言时遇到的‘Home University Library’如何翻译的问题，正对此解。胡适提到的Euripides and His Age（By Gilbert Murray，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与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正是同一丛书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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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质平的《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常在手边，但没有注意这个细节。现在我把这个材料和《围城》里提到拉斯基的情节联系了起来。钱锺书《围城》中也提到了“家庭大学丛书”，大概这是欧美老牌政治学一类的丛书，希望以后能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以常识判断，钱锺书既然提到了拉斯基的书，说明他对这套丛书很熟悉，不会只读拉斯基这一本，比如伯林这本，应当也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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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黄肇年片断的译文就曾在《新月》杂志发表，当时钱锺书也是《新月》的作者，应当熟悉拉斯基的情况。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最早由黄肇年译出，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黄肇年在南开大学翻译此书时，曾得到萧公权、蒋廷黻的帮助，后来商务再版此书时改名为《共产主义的批评》，收在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小丛书”中，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书。1961年商务又作为内部读物重译了本书，改名为《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齐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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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拉斯基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我们再来分析《围城》的这个细节。从钱锺书的叙述笔调判断，他对本书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多少带有否定的意味。他说这是一本“时髦书”，以此可以观察当时知识界的风气。陆子潇拿该书告密，说明当时大学中对“共产主义”的防范。高松年知道此事后的感觉是：“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是一本学术著作，并非宣传品，但“Communism这几个字……触目惊心”，钱锺书在小说中描述的这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他的知识结构和对流行思想的感觉，这对我们研究钱锺书很有帮助。1935年，钱锺书曾写过一篇读《马克思传》的随笔，他评价该书：“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像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分为多，绝无犹太臭味，极为新颖。”（《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6年）从各方面的细节判断，钱锺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类思潮和人物有相当认识，至少他对“拍马的书”很不感兴趣。钱锺书对当时流行思潮保持警惕的习惯，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和判断，以此理解钱锺书的独立性格，应当是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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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钱锺书与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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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锺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鲁迅和钱锺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锺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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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锺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锺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钱锺书看不起他们。傅璇琮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锺书题写，他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琮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1]这是钱锺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本书中还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对傅璇琮说话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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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钱锺书不愿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和事实。本来钱锺书生活的时代，要完全避开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过间接的文字关系。钱锺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创获，而这个领域恰好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时候，钱锺书的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李国涛在《钱锺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40年代，钱锺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锺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钱锺书说：“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同时钱锺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锺书都曾寓目，可能更多地是指鲁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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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恒文研究指出，钱锺书《小说琐证》开篇即引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一则笔记，《西游记》演比丘国事本《旧唐书·杨虞卿传》，而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按语。“周氏”即周树人，即鲁迅。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可见作者看到的《小说旧闻钞》当为1926年版；查该书1935年版，虽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钱锺书以为“可补”的这条材料并没有补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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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解读钱锺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锺书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锺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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