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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本来还有新闻系和经济系，是因为本科生修研究生课程的人太多，最后取消了，这个办学思路和我们今天恰好相反。当时院长是陆志韦，洪业负责文科研究所和历史学系，理科研究所所长是胡经甫，法科研究所长是吴其玉，其他各系教授均为一时之选，恕不一一列出姓名。当时燕京研究还只可授予硕士学位，学生虽然不算少，但真正得过学位的还不多。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当时清华是国立，而燕京是私立，以私立和国立相比，更能见出中国早期中西方文化融合时对西方文化的包容性，私立和国立地位平等甚至可以比国立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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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研究院后来的历史，我不是很清楚，但就以1939年前这一段情况判断，它的成绩非常可观。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在十年时间内，培养出的学生，日后基本上成为中国各学科领域中重要的学术力量，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如此人才辈出，可以说是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为什么早期中国人办文化事业，几乎样样都行？其实就是在事业初期的制度设计方面，比较有胸怀，相信西方人，相信西方制度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由发展，最后必有大的收获。蒋梦麟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就多次特别提到过，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成绩，也就是说基础都打得好，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等。就以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情况观察，大体也是这样。我看了它的基本院章、院务会议细则及相关的奖励规则和财务制度，大体都是西方人做事的风格，程序设计体现了很高的公平理念，比如研究院对学生的来源就强调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教育部立案者）的学生也是平等的。因为是教会大学，院章多次强调“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同时对毕业论文的规定是：“研究论文须用中文撰作，但得提出用外国文撰作之副本。”虽然今天看来要求更高，但本土特色非常鲜明，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人们过去对教会大学的认识和评价其实有一些简单，以为让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对民族情感有些妨碍，但看燕京大学后来的成绩，一般说来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在民族情感方面反而更强一些。因为外人在华所办的机构中，其实主要成员还是中国人，此点蒋梦麟当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说明，并提出过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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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会刊中列有燕京研究院历届校友名录和当时（1939年）在校研究生及他们的研究情况。那时每届研究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八九人。从1928年开始，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试举几例。如国文系1931年有郑德坤、1932年有顾廷龙、1935年有吴世昌，1936年有陈梦家等。历史系更是人才济济，先后有杜联喆、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邓嗣禹、翁独健、赵丰田、蒙思明等；哲学有瞿世英、施友忠、罗忠恕等，物理有褚圣麟、孟昭英、张文裕、冯秉铨、袁家骝等；生物有谈家桢、毛应斗、张宗炳等，社会学有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严景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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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度，在读的研究生有四十六人，这四十六人中后来出大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锺翰、李有义、何炳棣、侯仁之、杨明照、葛庭燧等，可以想见其一时人才之盛。何炳棣后来回忆道：“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锺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入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二十余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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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研究院后来公认出人才比较多的是历史系、国文系和社会学系，这个现象也恰好印证早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时燕京是既有大楼，也有大师，二者得兼，人才辈出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当时文科研究所中的历史学部，除了洪业为所长外，还有六个人，分别是教西洋史和基督教史的外国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容庚、邓之诚、张尔田、齐思和、张星烺。国文系是郭绍虞、容庚、顾随、董璠、刘盼遂。社会学系是赵承信、杨堃和吴文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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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人才如此众多，但我看到的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的序言，却出自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笔下，他在序言中说：“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安稳地过着研究生活，我们并没有因此怡然自得，却是满怀着热望和期待。也就是在这种情绪中，我们才下了决心来完成这本小册子，借以纪念过去，检讨现在，警惕将来，并且把此时此地仅存的研究院的情形，报告给一切关心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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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庭燧的夫人何怡贞当时在研究院物理系教光谱学。何怡贞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姐姐，她们是山西灵石著名的老同盟会会员何澄（字亚农）的女儿。何澄早年做过蒋介石的老师，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1940年，苏州著名的网师园曾由何澄买下，并进行全面整修。1950年，何氏后人将园献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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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澄的夫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家王季烈的妹妹，何、王两家满门精英，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贡献尤其巨大。何泽慧嫁给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中国现代出名的物理学家中，山西有任之恭和何氏姐妹，再加上葛庭燧、钱三强这两位山西女婿，这也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和山西的一段佳话。虽然何氏姐妹主要在南方生活，但以中国人的习惯说，山西才是她们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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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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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人物辞典一类的工具书，现在很不少。但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种一般的工具书还是不够。通常的情况是想找的人物，这些工具书中总是难以找到。在网络时代，对于稀见的历史人物，我们多了寻找的手段，但也有网络上不见痕迹的人物。出于这个缘故，我比较留意旧时代各种机构编辑的人名录和通讯录一类的东西，特别是文化和学术机构的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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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些年在北京买到过一册《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当时没有细看，只是感觉有用就买下了，但到用的时候，才发现此书是一册残书，其中少了很多页，只能说聊胜于无吧。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有人出售这本书，就要了回来，但拿到手后又发现此书是一个新印的旧书。我也想不到旧书商会在此类书上做手脚，因为我是使用不是收藏，所以也没有太计较。有了完整的，那本残书就随手送了爱书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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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读书遇到相关的学术文化界的历史人物，此书倒是非常有用。“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是抗战前平津各大学（包括当时平津的学术研究机构）的一个教育工会组织，成员是当时在平津各大学的教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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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的好处是比较准确，因为是当时编辑，差错相对较少。通讯录一般不可能有太详细的介绍，但那时的文人学者多有字、号、别名，照例都会列出，供职单位和家庭住址也是辞典一类工具书很难列出的。通讯录中的籍贯较少出错，因为通讯录的编著通常是以自己所填表格为原始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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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细看这本《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忽然间会生出许多感想。一是当时平津大学教授许多人家里都有电话，我没有仔细统计，但粗粗看去，比例很不小。二是看他们的住址，多数是单门独院，住在一处的很少，除了单身教职员以机构为通讯处外，多数教授有独立的住处。从这些住址中有时候也能看出许多历史，比如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当年许多教授的住址，我们会在后来政界要人的回忆中发现，那些教授的住处，成了政界要人的家。比如当年蒋梦麟的家在毛家湾5号——那时许多教授住在毛家湾一带，还有当时北平研究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旁边，这些地方后来都不是教授和学术机关能在的地方了。另外像东四、西四、府右街、景山、史家胡同一带，从通讯录中看，教授也很不少，我不熟悉北京的地理，但一般的感觉，后来这些地方也是政界要人的居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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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地位可能有一些变化，但因为有重要的大学和几个重要的学术机关，当时的北平还是学者和文人的福地。时代变化以后，不是说文人和学者的居处立刻会发生变化，但因为当时文人和学者居于社会的上流，特别是许多人离开了北平，自然也就顾不得北平的居所了。有时候我想，如果有一个熟悉北京地理的人，有兴趣把当时教授的住处和后来住进去的官员详细列出一个表格，倒也是一部时代变迁的政治地理，居所的变化不是也能映现知识分子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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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今日《西风》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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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零散的《西风》杂志，成套的我也在上海和北京的旧书店里见过，但索价甚昂，一般人是买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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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是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两人主编的，请了林语堂作顾问，抗战前在上海创办。黄嘉德是上海圣约翰出身，所以这大体决定了这本杂志的风格。它主要是想在中国提倡英美杂志的那种文体，是一本海派风格的杂志。黄氏兄弟后来的命运都不好，黄嘉德到了山东大学，黄嘉音被打成“右派”，死在宁夏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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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西风》是一本轻松的杂志，好像还不很确切，有时它上面也有很重的东西，比如有一期上就有篇《爱因斯坦论原子弹》。不过大体说来，它是一本注重趣味和知识的杂志，对现实生活不取激烈批判的方式，而是真实展示生活的状态。它特别关心真实的生活，特别是青年的生活，它曾一度征文要青年来写文章控诉教育制度对他们的伤害。《西风》要青年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来，比如张爱玲得奖的那次征文比赛中，就有一篇凌茵的《我做舞女》，作者就是一个舞女，写出了真实的生活情状，当时排名第七，远在张爱玲之上——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只是荣誉奖的第三名。不过张爱玲真是了不起，她那么小的年纪，那么短的一篇文章，就让人记住了她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蚤子。”这个感觉只有贵族的后代才会捕捉到，旁人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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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从欧美杂志上翻译过来，就是漫画也多摘自《纽约客》和《笨拙》，它的创作也大部出自欧美留学生之手，极重知识和趣味，是给有文化的青年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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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如今会英文的青年人这么多，能不能也办出一本像《西风》那样的杂志？想了想感觉还是有困难，因为虽然是一本青年读物，但它的文化趣味和格调，有时还是与我们的习惯不合。陆灏兄在上海办《万象》，很得《西风》的真传，但《万象》还不是《西风》。兰州的《读者》倒是中国版的《读者文摘》，但趣味土了些，尤其想教育青年向上，格调就偏了。早年沈昌文先生办的《读书》也有一点《西风》的味道，但也还不是《西风》。这三个杂志的优点加起来，离《西风》就差不多了，但谁有这个本事呢？今天会英文的人不少，但会到林语堂和黄氏兄弟那样的，又有多少？还得加上汉语好这一条，所以也只能一再感叹昔日《西风》今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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