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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可能没有读到过钱基博的这本书，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杂文集《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为“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该文对此书涉及鲁迅的内容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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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此文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地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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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依然需要注意的是，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第八十四则中，对于鲁迅主张直译的观点，依然和他父亲钱基博持同一立场。[9]这更说明钱锺书的文学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甚至我们不妨再大胆假设一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新文学及其作家的评价，很有可能就来自于钱锺书，因为钱锺书早年曾为他父亲代笔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过序言，所以这种假设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1979年钱锺书访问日本，在京都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如何评价他父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锺书谨慎地说：他们“父子关系的好，是感情方面的良好；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常常赞同的。不过，父亲的许多优点之一是开明、宽容，从不干涉自己的发展。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有许多掌故，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而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似乎少了一点”。[10]钱锺书提到的“有许多掌故”是一个机智的回答，其中有可能包括了他们当时对中国新文学和周氏兄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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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对鲁迅的看法，还有一个可能是和他与杨绛的婚姻有关。钱、杨相识恰好也在1932年前后，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在文章中也一字没有提及鲁迅，只说了一句：“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11]这种行文的风格极似钱锺书，无言的深意在熟悉的文坛话语中尽现，提到了“落水狗”，还有想不到鲁迅的吗？但就是不提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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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小说《猫》中明显讽刺了周作人。一般认为，《猫》中的陆伯麟这个人物源自周作人，虽然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虚构人物有生活来源也是事实。这个陆伯麟，钱锺书在小说中描写道：“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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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这里叙述时用了一个“作人作文“，其实已暗示了这位小说人物的来历。至于这位陆伯麟的言论，在钱锺书笔下，就更让人往周作人身上去想了。陆伯麟说：“这些话都不必谈。反正中国争不来气，要依赖旁人。跟日本妥协，受英美保护，不过是半斤八两。我就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不同。要说是国耻，两者都是国耻。日本人诚然来意不善，英美人何尝存着好心。我倒宁可倾向日本，多少还是同种，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点。我知道我说这句话要挨人臭骂的。”钱锺书还借书中一位人物陈侠君之口对陆伯麟作了这样的评价：“这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钱锺书还说这位陆伯麟“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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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写《猫》是在1946年，当时绍兴确实在杭甬铁路线上。“某籍某系”是著名的“闲话事件”中陈源的说法，主要指当时北大国文系中的浙籍“太炎门生”（如马幼渔、马叔平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这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由此判断，《猫》为钱锺书对周作人的讽刺，完全有史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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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讨论何其芳的《论阿Q》，由于何其芳没有过分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性格，曾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钱锺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钱锺书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杨绛也和钱锺书持同样的看法。[14]钱锺书的这个认识，其实是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原创的人物性格，这也反映出钱锺书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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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讲述钱锺书的小说《灵感》时提道：“主人公是个声名太响而简称作家的笨蛋，在竞争亟欲染指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失败后突然生病。他卧病在床，心中气愤难遣；病榻前围满一群泪汪汪的崇拜者（这使人记起垂危的鲁迅所得到的景仰，但这位作家较似蒋光慈、曹禺和早期的巴金混合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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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在《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锺书先生》中记述了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时，他向钱锺书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忽然发现，忘了问钱锺书关于鲁迅的观感，便连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钱锺书回答：“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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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曾回忆说，1983年6月，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开会时，赠给钱锺书自己的一本书《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并请钱锺书指正。赵瑞蕻说：“钱先生说他已大体上看了我送给他的书，说很不错，对年轻人读懂鲁迅这篇东西很有帮助。他同意我关于鲁迅与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这一课题的论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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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锺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 据说钱锺书的开幕词“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因为他说伟大人物是不需赞美的”。[17]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钱锺书对鲁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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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锺书是一个特殊的作家，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极少正面评价。他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他在学生时代评价过同学曹葆华的诗歌，但也是以否定为主。钱锺书的这种个性和风格，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我们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或者学术文字中的线索，来判断他的思路和风格，可以为研究钱锺书打开另外的思考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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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是一个善于用讽刺手法的作家，在他所有的文字中，这是最明显的风格，但作为小说家，钱锺书的想象力并不超群，他凭空虚构故事的能力，从他已有的小说创作来判断，也有较大局限。他的小说一般都有故事来源，有些甚至能让读者产生与真实生活对应的感觉。所以钱锺书凡出小说集，都要强调他的故事是虚构的，不要对号入座，这其实是钱锺书对自己小说虚构能力的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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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兽·鬼》的时候，钱锺书在前言中说：“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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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围城》出版的时候，他又在序言中强调：“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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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在《关于小说》中表达过一个意思：“真人真事的价值，全凭作者怎样取用。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18]这也可以看成是钱锺书小说创作的一个经验。所以，研究钱锺书的小说，使用一些索隐的方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有可能这是理解钱锺书小说的一个基本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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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培元等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第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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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国涛：《钱锺书文涉鲁迅》，《光明日报》，2001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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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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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月》杂志，第4卷第4期，第14页，上海书店影印本，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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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4、505、506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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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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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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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鲁迅全集》，第5卷第40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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