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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骂过聂绀弩。聂绀弩被判刑后，曾长期在山西服刑，他这一段经历的原始档案今天也还在山西法院系统中保存。我在太原的时候，曾听一位研究聂绀弩并见过他原始档案的人说，他在聂绀弩档案中看到过一份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批示，感到非常吃惊，很难理解一位高级官员会这样批阅文件：“这个王八蛋，我们要给他点厉害看。”这位研究者写过许多关于聂绀弩的研究论文，我想不会是乱说，虽然从史料的角度观察，我们要坐实这个说法，还需有原始档案的解密。而陆定一说“王八蛋”的史料，我是在当年新华社的《内部参考》（1950年第276号）上看到的，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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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专学校部分学生对陆定一同志所讲“美国没有文化”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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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委十一月十四日讯] 十一月一日陆定一部长在尤金博士学术演讲会上报告后，大专学校少数学生反映：“‘美国没有文化’恐怕不恰当。说它的文化不好，还可以说得过去。”金女大有人说：“假如说扭秧歌、打腰鼓是文化，那么美国当然是没有文化。”金女大团副支书怀疑陆部长所说“美国没有文化”是否说错了：“我们不是说美国人民很好吗？他这样说，岂不是把美国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化也否定了？”当陆部长在会议上说到“美帝是个王八蛋”时，金女大两位教授退席。说到“我们要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时，其余两位金女大教授也全部离席。精神病院防治所某医生对我反美宣传表示反感，认为：“何必整天骂美国，亡给美国总比亡给苏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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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中国文化史非常复杂，现在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主要依靠回忆录和个别日记，这很不够，深化研究的简单办法是开放档案，至少要按《档案法》办事，届时需要解密的历史档案一定要落实，不然徒耗研究者的精力不说，还会对历史造成许多误解。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人物，掌握基本史料容易，但掌握历史细节就比较难，而历史细节常常最能说明历史人物的气质，在解释历史方面，那些最容易被遗忘的细节，反而最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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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王锺翰日记中的一则思想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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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友人相告，我得到一本《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非卖品，文津书店影印，2005年1月），这是王锺翰1954年到1957年的日记，内容非常丰富，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学者生活很有帮助，特别是当时政治运动中学者的表现，日记中有许多具体和生动的记录。王锺翰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我们知道，经过院系调整后，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等知名学者都在这里，所以这本日记的文献价值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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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一类的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王锺翰日记里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史料，试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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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材料一般认为不是很充足，因为当时知识分子留下的文章和著作不足为凭，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以自毁为保护自己的基本手段，所以当时的文本，后人如果不加分析简单使用，会把历史简单化，也就是说，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必须能把文本材料与统计数目互相对照，才能接近历史原貌。但有一个例外情况，就是当时学者所写的旧体诗，因为旧体诗本身的特点，它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表达真实思想和心情的一个主要方式，此点在陈寅恪、吴宓等人的旧体诗中看得非常清楚。王锺翰日记中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1957年“反右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当时就有人对这场运动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王锺翰日记的记载是这样的（原文无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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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4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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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收到一素不相识之袁洪铭自广东东莞（县城内迈豪街二巷二号十一月廿七日发）来信，自言返自香港，现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月六十元，欲纂近三百年广东名家诗选，希供材料，附《春阴》二首：“苔痕青上碧纱窗，燕掠残红故故斜。多少闲愁春不管，半帘疏雨打梨花。”“耐尽春寒换夹衣，逢春忽又送春归。杨花似解离人恨，细雨东风不肯飞。”并索《清史杂考》。拟不作答，亦不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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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锺翰当时已成为“右派”，对于外界的所有信息都非常警惕，也很害怕。同年12月9日，王锺翰日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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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炬堡来谈，余交其袁洪铭信并附云：时值严冬，其诗竟以“春阴”命题，殊觉暧昧，细味“燕掠残红故故斜”“半帘疏雨打梨花”“耐尽春寒换夹衣”“逢春忽又送春归”等句，显系同情翰之右派罪行，其中必有文章，似属可疑之至，云云，即请组织上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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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锺翰当时的表现后人很容易理解，但他的日记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史料。我到网上查了一下袁洪铭的情况，极为少见。只知道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写过一些文史方面的文章，早年的学术贡献可能主要在民俗学和诗词领域，也许广东的朋友看到我这篇小文章会有新材料发现。当代中国历史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知识分子真实思想的表达渠道有各种形式，这使当时私人日记及个人诗集的重要性越来越为后世学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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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和胡风有关的北师大两个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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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听到黎风这个名字是在1987年，那年我在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做编辑。这一年，阎晶明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毕业，也到了杂志社，我们成了朝夕相处的好朋友。我曾问及他在陕西师大的导师，他告诉我说是黎风，并特别提醒我说：早年曾是胡风分子。从此，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我印象中晶明兄对他的导师非常尊敬，但在交往方面并不特别密切。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晶明兄正在外地开会，突然接到他的师兄李继凯的电话，说黎先生去世了，晶明马上赶到了西安。后来我曾见过晶明兄一篇短文，回忆他和黎先生相处的日子。前几年，晶明兄调到中国作协工作，每年我们也总要见几面，但来去匆匆，很少有时间安静下来再谈过去熟悉的人物或者学术问题，但他导师黎风先生的经历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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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曾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段，见到过一些杂七杂八的史料，其中我比较留意的还是自己相对熟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情况，特别是记忆中有印象的熟人，见到相关资料，也就顺便收集起来。前一段寻找一本旧书，偶然翻阅，见到这则关于黎风的材料，忽然想到晶明兄离开太原已好多年，我也到了厦门教书，想到当年在山西作协漫无边际的闲谈，真有一些伤感。这则关于黎风的材料，我想以后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还有一点帮助，就抄下来并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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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秘密报告，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来源中一个特殊的方面。我个人对这种史料的评价，基本按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观点理解：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假材料的地位也很重要。当时间过去之后，假材料作为定罪的可能和意义虽然失去（这个判断不包含任何评价），但作为史料来源和判断历史人物的史料基础，假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容怀疑。所以这些年来，我特别留意中国政治运动中的相关史料，并不断提醒研究者注意它的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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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黎风的这个材料，是当时新华社的一个秘密报告中提到的，登在《内部参考》1955年第一百二十四期上，关于新华社的这份内部材料，我已多次说过，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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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发现有两个助教和胡风有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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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社二十八日讯]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二十四日下午举行了胡风问题漫谈会，会上该系的两个助教——黎风（一九五零年在师大毕业，原系党员，一九五二年忠诚老实运动中因历史问题，交待不清，脱党）和祝宽（一九四八年在师大毕业，原是党员，面粉统购统销时因套购面粉，被开除党籍）谈出了一个情况。据他们说，泥土社的前身是师大中文系青年人组织的泥土文艺社的刊物。该刊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创刊，共出六期，第六期出刊日期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该刊从第四版起就开始变质，稿件大都由上海寄来，作品都是柏山、舒芜、阿垅等包办。祝宽、黎风都曾和胡风有信件来往。黎风的发言并说到他在抗美援朝时曾写过一首诗，他写信给胡风，胡风回北京后还曾写信要黎风去看他，但他因为自己的诗写得不好，“主观战斗精神不够”，所以没去看胡风。祝宽谈到他在中学时受胡风影响很深，他也曾接到胡风给他的两信。但他们的发言谈得都很模糊。对此两人情况，校党委正在查究中。（丁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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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集团”案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涉及的方面非常广阔，个人命运在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如何变化，今天人们并没有完全解析清楚。黎风和祝宽——这两个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青年助教，就因为这点和胡风的关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则史料还提醒我们，当年一般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情况，多数曾作为秘密情报上达，这一点恐怕当事者有时候还不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历史档案的解密，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历史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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