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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遂宁于1954年11月由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同志介绍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据她自己写的材料和我们从旁了解的材料，此人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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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遂宁，女，现年二十八岁。她父亲周津时是民主人士，1949年在重庆被蒋匪杀害，她自己于1948年由天主教神甫毛振祥介绍获得天主教学校奖学金及出国护照，到美国那萨芮斯学院学习，后到辛城大学研究院，51年回到香港，在港与蔡国衡结婚。同年7月回到北京，因发现怀孕，不久又回到香港。1952年10月随丈夫到英国，并入曼彻斯特城的曼城艺术学校为临时学生，53年7月随丈夫到欧洲大陆旅行，同年8月回到香港。54年7月回国，经上海到北京。她丈夫蔡国衡原来是金陵大学学生，现在香港英商合义公司当职员，思想很落后，往来的人很复杂。据周本人讲，她和蔡离开的原因是蔡的思想与她的思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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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遂宁到研究所工作一年多来，思想一般表现要求进步，如和丈夫的关系，要求离婚，曾到法院联系办理离婚手续，未得到法院同意，现仍准备离婚。一年多来周不断向组织上反映她的思想和生活情况，积极要求接近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她与香港的通讯情况也经常向组织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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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然工作能力较差，对工作也生疏，但态度表现积极，愿意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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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现在情况来看，此人很幼稚，生活经验不多，历史相当复杂，但是没有发现有反动活动，更没有反动言论。这一点我们所了解和当地公安机关的了解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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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与她丈夫蔡国衡的联系，目前仍不断通讯，因为蔡每月寄港币一百元（或二百元）作为她女儿的教养费（她带有一个三岁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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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于留学生工作报告中有关周遂宁的一段话应请予考虑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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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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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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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没有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完整文献，所以不敢说关于钱先生的言论，会议上没有人出来说明，如果有类似范文澜这样的说明，那当时就可以证明钱先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只能说当时高教部上报中央的报告很不严肃。如果将来有一天会议档案解密，我们会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可能当时就有人出来作了说明，而我没有看到这个材料。从钱先生后来的经历判断，那些写在报告中的言论并没有发生作用，这可能与当时这个会议的主调有关，因为当时这个会议本来是要改善执政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对报告中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反动言论，好像并没有太计较。因为就我所见到的报告来观察，当时写在报告中的有类似钱先生情况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个别的，比如中科院数学所，当时就批评了很多人，对孙以丰、赵民义，就是对华罗庚也评价不高。对北大的许多教授如唐钺、周炳琳、贺麟、沈履、梁启雄等都有批评，倒是对季羡林非常满意，报告认为：“季羡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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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在当时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检讨、汇报、揭发都有其时代特点，后人在使用当时的材料时，应当多加分析和尽可能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但在相关档案不能及时解密的情况下，对历史研究者所作的推断也要尽可能宽容，因为在档案封锁的情况下，了解历史真相的努力实在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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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费孝通：1957年的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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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去世以后，国内外学界反响强烈，因为费老的去世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在费老同时代的师长和朋友中，他最后成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费老是幸运的，他的前辈如吴文藻、潘光旦、吴景超和李景汉等早就去世了，他的同辈朋友如储安平、吴晗等，也过早离开。造化弄人，时代好像非要给他们那代知识分子保持血脉，让费老一直走到了21世纪，虽然人们对费老晚年也有一些不同的评价，特别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和几位同罹“右派”灾难的朋友间的分歧，一度曾让人们对他有一些看法。随着事实的呈现和相关档案慢慢解密，历史总会有清晰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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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晚年的一大特点是特别怀旧。怀旧是老人的共同习惯，但在费老来说，他的怀旧还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表达。他晚年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志在富民”。但同时他也强调，富了以后怎么办？他还讲“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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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也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看似平淡，但细想却有极深的内涵。费老晚年，不仅写了许多回忆师长的文章，甚至连早年对他影响较大的西方社会学家如派克、布朗等，费老都表现得一往情深。他的整个思想状态其实不是向前的，而是向后的，因为“后”边有他最珍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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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这一生，值得研究的东西很多。他的专业自不待言，就是他的社会活动和丰富人生，也是一本大书。费老去世以后，人们其实很淡化他的世俗地位，而特别看重他的学者志业。在中国人心中，费老是一个学者，这是永恒的，没有比这个评价更接近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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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后人已难体会。他曾在纪念燕京和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对他的前辈和同辈的家国情怀，有特别高的评价，也为后人失去像他们那样对国家的感情而感到痛心。费老是社会学家，但不是一般的社会学家，他对政治的热情、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错过，只不过是因为时代突然的变换，使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退回到了内心，面对这样的时代，一个书生，还能再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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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是特别能写的人，他的能写最终成全了他的人生，但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不幸。1957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委婉地试图找回知识分子的尊严，但时代却误解了他的苦心，他因此失去了更多的尊严。这篇文章改变了高层对他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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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当时的中科院正在与民族学院合作，想建立民族研究所。在最初的筹备请示报告中，费孝通名字列在很前边。当时这个报告是送给聂荣臻的，他也同意了。但在报告送给周恩来时，费孝通的名字被划在了最后一名。当时周恩来的批示是：“费孝通任民族研究所筹备委员有否必要，望与维汉一商。”邓小平的批示注明：“费孝通暂不确定。”李维汉的批示是：“同意邓注。”［薛攀皋等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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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老一生中，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他自己也许还不知道，但却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一生。因为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观察，可能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使费老让人产生了另外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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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是1957年6月上报的，领导的批示在7月底，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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