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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没有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完整文献，所以不敢说关于钱先生的言论，会议上没有人出来说明，如果有类似范文澜这样的说明，那当时就可以证明钱先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只能说当时高教部上报中央的报告很不严肃。如果将来有一天会议档案解密，我们会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可能当时就有人出来作了说明，而我没有看到这个材料。从钱先生后来的经历判断，那些写在报告中的言论并没有发生作用，这可能与当时这个会议的主调有关，因为当时这个会议本来是要改善执政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对报告中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反动言论，好像并没有太计较。因为就我所见到的报告来观察，当时写在报告中的有类似钱先生情况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个别的，比如中科院数学所，当时就批评了很多人，对孙以丰、赵民义，就是对华罗庚也评价不高。对北大的许多教授如唐钺、周炳琳、贺麟、沈履、梁启雄等都有批评，倒是对季羡林非常满意，报告认为：“季羡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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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在当时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检讨、汇报、揭发都有其时代特点，后人在使用当时的材料时，应当多加分析和尽可能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但在相关档案不能及时解密的情况下，对历史研究者所作的推断也要尽可能宽容，因为在档案封锁的情况下，了解历史真相的努力实在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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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费孝通：1957年的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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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去世以后，国内外学界反响强烈，因为费老的去世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在费老同时代的师长和朋友中，他最后成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费老是幸运的，他的前辈如吴文藻、潘光旦、吴景超和李景汉等早就去世了，他的同辈朋友如储安平、吴晗等，也过早离开。造化弄人，时代好像非要给他们那代知识分子保持血脉，让费老一直走到了21世纪，虽然人们对费老晚年也有一些不同的评价，特别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和几位同罹“右派”灾难的朋友间的分歧，一度曾让人们对他有一些看法。随着事实的呈现和相关档案慢慢解密，历史总会有清晰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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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晚年的一大特点是特别怀旧。怀旧是老人的共同习惯，但在费老来说，他的怀旧还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表达。他晚年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志在富民”。但同时他也强调，富了以后怎么办？他还讲“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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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也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看似平淡，但细想却有极深的内涵。费老晚年，不仅写了许多回忆师长的文章，甚至连早年对他影响较大的西方社会学家如派克、布朗等，费老都表现得一往情深。他的整个思想状态其实不是向前的，而是向后的，因为“后”边有他最珍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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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这一生，值得研究的东西很多。他的专业自不待言，就是他的社会活动和丰富人生，也是一本大书。费老去世以后，人们其实很淡化他的世俗地位，而特别看重他的学者志业。在中国人心中，费老是一个学者，这是永恒的，没有比这个评价更接近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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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后人已难体会。他曾在纪念燕京和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对他的前辈和同辈的家国情怀，有特别高的评价，也为后人失去像他们那样对国家的感情而感到痛心。费老是社会学家，但不是一般的社会学家，他对政治的热情、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错过，只不过是因为时代突然的变换，使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退回到了内心，面对这样的时代，一个书生，还能再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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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是特别能写的人，他的能写最终成全了他的人生，但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不幸。1957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委婉地试图找回知识分子的尊严，但时代却误解了他的苦心，他因此失去了更多的尊严。这篇文章改变了高层对他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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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当时的中科院正在与民族学院合作，想建立民族研究所。在最初的筹备请示报告中，费孝通名字列在很前边。当时这个报告是送给聂荣臻的，他也同意了。但在报告送给周恩来时，费孝通的名字被划在了最后一名。当时周恩来的批示是：“费孝通任民族研究所筹备委员有否必要，望与维汉一商。”邓小平的批示注明：“费孝通暂不确定。”李维汉的批示是：“同意邓注。”［薛攀皋等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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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老一生中，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他自己也许还不知道，但却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一生。因为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观察，可能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使费老让人产生了另外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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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是1957年6月上报的，领导的批示在7月底，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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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批判者继承现象”——从1958年对林庚的批判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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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批判者继承现象”，是指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它一般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在中国已发生过的学术批判运动（如胡适思想批判、1958年“双反运动”等）中，批判学术权威的学生，后来多数成为同一学术领域的学科继承者（如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李泽厚与朱光潜，章培恒与刘大杰，袁行霈与林庚，袁世硕与冯沅君等）；二是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学术关系，并没有出于批判的原因发生完全决裂（洪子诚回忆，受到批判后的王瑶后来没有揶揄讽刺他的学生）；三是继承者在学术领域的创造性贡献没有超越被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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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现象在当代中国各学科学术发展中有一定普遍意义，我想从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对林庚文艺思想的批判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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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各高等院校发生的“双反运动”（反保守、反浪费），是“反右运动”以后对没有成为“右派”但在学术思想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又一次批判运动，这次运动持续大约一年时间，运动后期成为“拔白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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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中国高等院校，一个主要标志是对各学科领域学术权威的批判，参与批判者以学生为主，少量的教师也有参与，批判的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当时北京大学曾出版过一套《北京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汇编》，后一些国内出版社曾以此为基础公开出版过相当数量批判文章的论文集。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要批判对象是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高名凯、朱德熙、朱光潜等，对外校的学者如刘大杰、郑振铎、陆侃如、钟敬文等也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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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反运动”发生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大跃进”中的所有特点在学术上均有表现，以厚今薄古和鼓励新生力量打倒学术权威为基本追求目标。当时的学术追求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贯彻了为无产阶级报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贯穿着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这是北大中文系文化革命的标志。中文系科学研究工作将不再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服务，则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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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林庚还不到五十岁，在当时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恰好属于壮年一代。林庚在1949年前，已是有名的诗人，并在厦门大学执教期间，完成了他一生的重要著作《中国文学史》。1950年到北京大学后，他先后完成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卷）、《诗人李白》以及《盛唐气象》等重要著作和论文。他与上一辈的学者比较起来，在学术界是比较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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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要分析的是在当时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并不是所有的教授和学术权威都成为了批判对象，比如吴组缃、季镇淮、川岛等人，在“双反运动”中也曾写文章批判林庚或者其他教授。那么何以会选择把林庚作为一个批判对象呢？我想与林庚当时在学术界比较活跃有关。另外林庚在他的文学史中很推崇中国古代“士”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个思想实际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肯定，这显然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极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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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认为：“寒士与权贵之间的矛盾，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里难道寒士不是站在进步一面吗？”林庚在自我批判中还承认，反礼教、反权贵、反庸俗等，这些封建时代中正面的形象，必然会产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一类概念。林庚认为这是他自己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林庚自己和他的批判者都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中“士”的价值，但现在看来，林庚早年推崇“士”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确实是一个富于学术意义的重要命题。后来余英时研究中国文化中“士”的价值时，就曾特别提出：“士阶层中产生了一批以道自负之人，不甘自贬身价去入仕。温和者尚自许为王侯的师友，激烈者则拒斥一切政治权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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