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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鲁迅研究，作为一个政治和学术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它体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究鲁迅无风险，只要不超出意识形态的范围，研究鲁迅可以是一种学术活动，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上获得收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名的文学评论家，几乎都曾涉及鲁迅研究，从李希凡、李泽厚到姚文元、余秋雨等；二是凡早年与鲁迅不和但在政治上还没有出局的各种人物，都以承认鲁迅完全正确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历史失误，郭沫若以及所谓的“四条汉子”莫不如此，他们都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鲁迅的敬意，如郭沫若为绍兴鲁迅纪念馆题写馆名；三是凡与鲁迅早年不和的人，不可能再公平陈述自己早年真实的历史，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成为观察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基本模式；四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反对的东西恰好与鲁迅的观点重合，如反对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政府和反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鲁迅与区域文化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心，当时出版的类似著作有《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北京》《鲁迅在日本》《鲁迅在广东》《鲁迅在杭州》《鲁迅在上海》《鲁迅在厦门》等，凡鲁迅停留过的地方，几乎都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出现。在鲁迅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中，鲁迅与厦门的关系是最简单的，他与厦门的关系其实主要就是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他在厦门大学只有一个学期，但后来厦门大学依赖对鲁迅政治态度的高度认同，反而在简单的历史关系中，通过鲁迅研究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厦门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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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并不是一种先有成熟预设的学术构想，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时，学者的偶然选择，这种选择中暗含了自我保护的本能，同时也成了一种学术潮流。1949年前，关于鲁迅在厦门生活的经历，只有两篇简短的文字，一篇发表在《北新》杂志上，一篇发表在《鲁迅先生纪念集》里。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鲁迅与厦门的关系，不可能发展成一种典型的“厦门叙事”。可以想象，一个学者在一地简单的四个月校园生活，要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学史叙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历史叙述要包括纪念馆、塑像、相关的文字研究等一系列学术工程，而事实上，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恰好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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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出版的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是“厦门叙事”中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后来“厦门叙事”的成型，基本建立在陈梦韶学术工作的基础上。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经历和详细调查研究基础上，他这项学术工作的重要性是完整建立起了“厦门叙事”的史料基础，虽然他的立场在鲁迅一面，偶有对“现代评论派”的不敬之语，但并没有出于这个原因而对其他历史人物进行有意贬低或者对当时厦门大学的校政作过多负面评价。可惜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最终没有沿着陈梦韶的路径前行，而是越来越向偏离历史事实的方向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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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曾在厦门大校任教的川岛写了一篇《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在赞扬鲁迅在厦大工作的同时，对厦大校长林文庆进行了贬低，说他“长的样子像从前日本大学眼药的商标，或者不如说大学眼药的商标像他。在新加坡以行医致富，中国人而是入了英国籍的，基督徒而是信奉孔子的”[1]……早期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中主要采取的是对历史人物和事实的回避态度，因为当时和鲁迅在厦门共事的同事基本都还健在，虽然在政治思想上这些人物已处于边缘，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还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历史人物，比如顾颉刚等人。还有一个就是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厦门大学是中国旧大学中极少的延续到1949年后而没有变更校名和校址的大学之一，加之陈嘉庚始终是获得正面评价的侨界领袖，这样早期完成的“厦门叙事”对于旧厦门大学基本也取回避态度，因为完全否定厦门大学的历史和其他教员的工作，显然不合历史事实，又不尊敬陈嘉庚，但又要同时放大鲁迅在厦门大学短暂工作的时代意义，这就决定了早期鲁迅研究中“厦门叙事”的内在矛盾，这个内在矛盾到了1976年才得以解决，因为此时可以毫无顾忌地否定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同事，同时也可批判厦门大学。但这个内在矛盾的解决又是建立在违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从逻辑上缓解了“厦门叙事”的内在矛盾，但在历史事实上却走得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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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几乎同时完成的《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和《鲁迅在厦门》，基本完善和定型了“厦门叙事”的模式。在这两本著述中，《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的学术价值今天依然存在，它对当时厦门大学与鲁迅相关史料的发掘和收集，使这本资料集的生命力长存，在所有关于“厦门叙事”的建构中，这本史料集和陈梦韶的著作最有学术意义。而《鲁迅在厦门》及它的修订本，则基本以虚构历史和随意拔高鲁迅为基本叙事方式，而书中出现的陈逸飞和魏景山的三幅关于鲁迅在厦门大学的油画，也完全建立在“高大全”和“红光亮”的思维上。到了《鲁迅在厦门》的连环画中，凡与鲁迅对立的历史人物无不形容委琐，唯有鲁迅一人高大无比。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到了《鲁迅在厦门著作篇名印谱》完成时，一时就很难再找到与这种形式相比的赞誉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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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经历长久时间和各种形式的整合后，这种叙事模式就成为一种习惯，至于其中的真实历史事实，一般的研究者也就不再加以辨析，延续下来的“厦门叙事”也就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历史是经由叙事者主观选择而造成的历史。这种历史思维今天还有它的惯性。王富仁在《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中认为：“鲁迅一到厦门大学，就感到与其他教授共同进餐时的谈话是很无聊的。应该说，他的这种体验并不是没有一点内在根据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他的脾气古怪……在厦门大学这座文化教育的孤岛上，情况就有了些不同。不论是厦门大学的陈嘉庚，还是当时的校长林文庆，重视的都是中国有没有文化、有没有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教育问题。他们在文化思想上都更是随顺潮流的，对像鲁迅这样的文化‘激进派’‘先锋派’，即使不加有意的排斥，也有一种无意的漠视。”[2]这个判断建立在既成的“厦门叙事”前提下，就逻辑本身判断，都很严密，但与历史事实并不相合，因为要追问历史人物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非常困难的，比较并判断这些历史人物思想状态的高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今天海外专门研究陈嘉庚和林文庆的学者，恐怕很难认同王富仁的判断，因为这个判断没有建立在史料基础上，还是把鲁迅作为一个先进的文化战士来理解，并以文化战士所应当具有的先进思想作为“厦门叙事”的逻辑起点。这个思维的结果，很容易导致认为鲁迅到厦门来完全是为思想文化奋斗并以此为自己的职志，其实历史哪会这样简单。把一个常态社会中正常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矛盾，上升为思想文化的冲突并明确分出正负甚至敌我的判断，其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相合。近年鲁迅研究的“厦门叙事”虽然已去政治化而转为学术化，但“厦门叙事”的基本思维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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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叙事难题”的真正解决，还是要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这种叙事如果还建立在以完全否定其他历史人物和厦门大学校政的前提下，那就很难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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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里》，第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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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水涌、王烨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第16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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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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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钱锺书极有个性，也很真诚，他对自己行为的判断前后统一。1949年后，钱锺书没有再出版一本新书，唯一的一本是《宋诗选注》——改革开放后重印旧作和出版新书是另一回事。这个选择看似简单，却包含深意。钱锺书出名较早，那时该完成的事都完成了，他比较从容。在那一辈学者中，凡当时已出名的学者远不如还没有出名的学者来得积极。他可能预感这个时代已不属于自己，他不是主动反抗型的人，但内心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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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本《宋诗选注》，钱锺书也多次说过，是郑振铎要他做的，并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的前言中曾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橙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我个人常识上的缺陷和褊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这个说法表达了钱锺书真实的内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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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钱锺书的人早注意到《宋诗选注》序中的一处修改。连燕堂在《读〈宋诗选注〉》（《读书》，1980年8期）一文中曾指出过，1978年再版《宋诗选注》时，钱锺书对原书有一些修改，特别是在序言中加写了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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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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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序言写于1957年6月，曾在1957年第3期《文学研究》上刊出过。毛泽东给陈毅的信写于1965年7月，首次公开发表在1977年底的《人民日报》上。这样就出现了1957年文章中使用了1977年才出现的史料，但钱锺书在重印《宋诗选注》的时候并没有在注解中说明这个问题，留下了一个“《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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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第一次再版时，钱锺书于1978年4月写了一则“重印附记”：“乘这次重印的机会，我作了几处文字上的小修改，增订了一些注解。”1988年第六次重印，1992年第七次重印，钱锺书都写了“重印附记”，对此没有说明。1985年应出版者要求，重审《宋诗选注》序，钱锺书决定保留毛泽东的引语。（见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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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一生文字中，只在《宋诗选注》中引过毛泽东的话，第一次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次就是《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都可以理解成“为引而引”。以钱锺书的智慧，本不应该出现这样一个选择，而当有人指出这种选择的时间差异后，钱锺书为何还要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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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自己的文字中不轻易引时贤的话，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他曾对傅璇琮说过修订本《谈艺录》“道及时贤，唯此两处”的话，虽然事实上并不止两处，但可以判断钱锺书对待时贤的态度。那么如何理解“《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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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要注意钱锺书看到毛泽东给陈毅信的时间，应该是在信公开发表以后，时在1977年12月31日。《宋诗选注》第一次“重印附记”完成于1978年4月，前后相距约三个月。“真理标准讨论”发生于同年5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年12月召开。也就是说，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加进毛泽东的话并在引述这段话前加了一句略有称赞意味的评价（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的时候，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始思想解放运动，钱锺书不顾时间差异引毛泽东的话，更多还是出于自我保护，恰好可以印证他后来坦然讲出的：“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这个细节恰好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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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钱锺书是真诚的知识分子，既然“又忍不住自作聪明”，那么后来也就不必再为自己护短，“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是一句真诚表达内心感受的实话。敢于坦然承认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内心的恐惧，并承认自己为逃避这种恐惧所做的不合常识的选择，其实更真实体现了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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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钱锺书愿意在自己的传世之作中，保留一处明显不合常理的“史料”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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