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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里》，第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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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水涌、王烨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第16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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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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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钱锺书极有个性，也很真诚，他对自己行为的判断前后统一。1949年后，钱锺书没有再出版一本新书，唯一的一本是《宋诗选注》——改革开放后重印旧作和出版新书是另一回事。这个选择看似简单，却包含深意。钱锺书出名较早，那时该完成的事都完成了，他比较从容。在那一辈学者中，凡当时已出名的学者远不如还没有出名的学者来得积极。他可能预感这个时代已不属于自己，他不是主动反抗型的人，但内心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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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本《宋诗选注》，钱锺书也多次说过，是郑振铎要他做的，并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的前言中曾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橙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我个人常识上的缺陷和褊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这个说法表达了钱锺书真实的内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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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钱锺书的人早注意到《宋诗选注》序中的一处修改。连燕堂在《读〈宋诗选注〉》（《读书》，1980年8期）一文中曾指出过，1978年再版《宋诗选注》时，钱锺书对原书有一些修改，特别是在序言中加写了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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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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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序言写于1957年6月，曾在1957年第3期《文学研究》上刊出过。毛泽东给陈毅的信写于1965年7月，首次公开发表在1977年底的《人民日报》上。这样就出现了1957年文章中使用了1977年才出现的史料，但钱锺书在重印《宋诗选注》的时候并没有在注解中说明这个问题，留下了一个“《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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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第一次再版时，钱锺书于1978年4月写了一则“重印附记”：“乘这次重印的机会，我作了几处文字上的小修改，增订了一些注解。”1988年第六次重印，1992年第七次重印，钱锺书都写了“重印附记”，对此没有说明。1985年应出版者要求，重审《宋诗选注》序，钱锺书决定保留毛泽东的引语。（见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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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一生文字中，只在《宋诗选注》中引过毛泽东的话，第一次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次就是《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都可以理解成“为引而引”。以钱锺书的智慧，本不应该出现这样一个选择，而当有人指出这种选择的时间差异后，钱锺书为何还要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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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自己的文字中不轻易引时贤的话，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他曾对傅璇琮说过修订本《谈艺录》“道及时贤，唯此两处”的话，虽然事实上并不止两处，但可以判断钱锺书对待时贤的态度。那么如何理解“《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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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要注意钱锺书看到毛泽东给陈毅信的时间，应该是在信公开发表以后，时在1977年12月31日。《宋诗选注》第一次“重印附记”完成于1978年4月，前后相距约三个月。“真理标准讨论”发生于同年5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年12月召开。也就是说，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加进毛泽东的话并在引述这段话前加了一句略有称赞意味的评价（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的时候，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始思想解放运动，钱锺书不顾时间差异引毛泽东的话，更多还是出于自我保护，恰好可以印证他后来坦然讲出的：“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这个细节恰好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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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钱锺书是真诚的知识分子，既然“又忍不住自作聪明”，那么后来也就不必再为自己护短，“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是一句真诚表达内心感受的实话。敢于坦然承认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内心的恐惧，并承认自己为逃避这种恐惧所做的不合常识的选择，其实更真实体现了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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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钱锺书愿意在自己的传世之作中，保留一处明显不合常理的“史料”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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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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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写作，特别喜欢用“比喻”，这早已为人熟悉。《谈艺录》和《管锥编》中专门讲比喻原理的例子也很多。钱锺书自己有一个看法，他在《读〈拉奥孔〉》中说：“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特点……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钱锺书认为，比喻的性质和情感价值，在于“如”而不“是”，不“是”而“如”。也就是说，比喻的道理是相反相成。所比的事物要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没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钱锺书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七缀集》修订本。）钱锺书指出古罗马修辞学上的一个定理：相比的事物间距离愈大，比喻的效果愈新奇创辟。后来钱锺书提出了“比喻有两柄复具多边”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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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比喻中，钱锺书特别喜欢用“性”比喻。韩石山曾注意到钱锺书的这个写作习惯，他写过一篇《钱锺书的“淫喻”》（韩石山：《文坛剑戟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韩石山认为，钱锺书的许多精妙的比喻都与男女之事有关，他指出这个特点与“取喻者的心性有关联”。其实善用“性”比喻是一切幽默的前提，很难设想一个幽默的人而不善用“性”比喻。文学中的机智和风趣通常都与“性”比喻相关，因为“性”是成人间的常识，在属于人人感兴趣，但人人不能明说的困境中，最高级的选择就是明话暗说，直说则无趣味，最后形成了修辞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就心理和社会习俗判断，“性”比喻一般是中年人的专利，尤其中年男性，青年人的兴趣相对要弱，这其中包括了对“性”的经验与期待以及相对的力不从心，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方式，这也是“无色情即无民间文艺”的道理所在。钱锺书在小说《猫》中写了一位陈侠君，他在李太太爱默的客厅中高谈阔论，其中有一段是：“我们上半世已过的人，假如此心不死，就不能那样苛求。不但对相貌要放低标准，并且在情感方面也不能责备求全。十年前我最瞧不起眼开眼闭的老头子，明知他们的姨太太背了自己胡闹，装傻不管。现在我渐渐了解他们，同情他们。除非你容忍她们对旁人的爱，你别梦想她们会容忍你对他们的爱。……打仗？我们太老啦！可是还不够老，只怕征兵轮到我们。恋爱？我们太老啦！可是也不够老，只怕做情人轮不到我们。”（《人·兽·鬼 写在人生边上》，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钱锺书还借另一个小说人物的口说道：“咱们人到中年，食色两个基本欲望里，只要任何一个还强烈，人就还不算衰老。这两种欲望彼此相通，根据一个人饮食的嗜好，我们往往可以推断他恋爱时的脾气。”（《人·兽·鬼 写在人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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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写小说的时候，正是渐近中年的时期，所以在他这一时期的文字中，少有不涉“性”比喻的，甚至在钱锺书的所有小说中，“性”都是一个突出主题。除了个性和和语言习惯外，钱锺书文字中习惯用“性”比喻，与钱锺书对人的理解与评价有关。他用“性”比喻，有自觉的意识，也有理论的基础。在钱锺书看来，没有比用“性”比喻更能深入提示人性的弱点，更对人生具有讽刺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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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围城》的序言中认为人类是“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看法来源于柏拉图，钱锺书在《一个偏见》中引过柏拉图“人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也”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客观极了”。在同一文中，钱锺书还引了博马舍剧本中一个丑角的话：“人是不渴而饮，四季有性欲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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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理解，在钱锺书看来，这个“基本根性”中最重要的就是“性”，理解了这个问题，再来观察钱锺书的所有文字，我们就不会单纯把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只从修辞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是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评判，而这一切则建立在“男女之事乃天地之大义”的判断上。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也经常谈到“人欲论”，性即是生，趋利逐势，追求享乐，乃人力可为人心所向，但又有不可违抗的命运在无形中主宰，所以人要知命安时。（舒展选编：《钱锺书论学文选》，第1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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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喻是成人宣泄情感或者调节趣味的一种主要方式，古今中外道理相同。但善于用此喻者，必是聪明绝顶之人。因为在言谈和行文中，用“性”为比，必须做到表面正经而含义深刻，表面言语与所谈深义距离越远，效果越好，也就是说，越是“黄色”的比喻，在表面上越不能涉“黄”，这个深义建立在成人的人生知识和经验上。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多有讲“云雨”之事的文字，在他看来男女之事不是不能言不能说，而是须与亵词相区别，艺术含蓄地表达，中外不约而同以“云雨”取譬，是出于人类反禁欲而又知羞耻之旨趣相通的缘故。（舒展选编：《钱锺书论学文选》，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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