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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首《文章》，与通行标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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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首《寄瞿兑之》，与通行标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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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首《寄北》，与通行标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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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首《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与通行标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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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无疑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内容，它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价值正越来越为人注意。陈诗跨越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它的意义相当丰富。陈诗的流传过程其中也包含了时代变革的因素，所以虽然是一般的抄本，但它的文献价值还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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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陈寅恪《论〈再生缘〉》太原流传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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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太原到厦门前的三四年间，每逢周末常到太原南宫古玩城楼上的博古斋闲聊。太原博古斋是上海博古斋在太原的分店，主人原晋曾在山西古籍书店工作，早就认识，但无交往，只知道他和韩石山、降大任早有往来。原晋对古籍版本非常熟悉，每次闲聊，话题不外中国古籍和学者间的一些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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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原晋那里亲见过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原本，油印一册，书品极佳。关于本书的形制，现在人们早已熟悉，我就不多说了，我奇怪的是，何以太原会有这样一本书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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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过原晋此书得自何处，他说是前些年在太原南宫旧书摊上买到。原晋运气比我好，因为我也常来这里闲逛，没有遇见，说明和这本书无缘。原晋遇到了，让陈寅恪和太原发生一点关系，也是一位大学者对地方的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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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再生缘〉》是陈寅恪1954年油印的一本小书，当时只送过很少的人。后来香港友联的印本，据说是章士钊带到香港的，余英时最初所见到的就是这个本子，这在陈寅恪研究中是为人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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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再生缘〉》具体的印数，我们一时难以确切明了，但油印这个技术条件决定了不可能很多，再说陈寅恪对自己著作在当时的流传也很谨慎，想来流传的范围很小。太原不是文化中心，这样一本印数和流传都极有限的书，何以会几十年后出现在太原的旧书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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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本《论〈再生缘〉》流传到太原可能有两个渠道，一是陈寅恪亲自将此书赠送他在太原的熟人（包括亲属、学生和朋友），二是在太原的学者仰慕陈寅恪，辗转得到本书。如果此书是陈寅恪亲自赠送友人的，一般说来会在书上题款，但我在原晋处见到的此书既无印章也无题款，而陈寅恪和山西学者具体交往的情况，我们一时还了解得极少。常风先生在世的时候，我也问过他和陈寅恪先生的关系，记得他只说过非常佩服陈寅恪。我想还是后一种可能性较大，是当时山西史学界知名学者手中的书，因为一般读者不具备得到此书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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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梁园东、阎宗临、郭吾真、常绍温、王守义、张一纯等教授，和国内一流学者间多有联系和交往，所以此书很可能来自他们当中。陈寅恪当时在广州，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和广州联系较多的是常绍温教授，她后来离开太原回到了广州暨南大学，也许本书会是她家中散出之物？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一时记不起在何处读过一篇文章，其中回忆说陈寅恪一个弟弟的儿子（不一定准确），曾在上世纪60年代下放到晋东南一带，在中学或是在一家工厂，爱写诗，本书或许也与他有关。最后一个猜测是陈寅恪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王永兴“文革”时期被下放太原，《论〈再生缘〉》流到太原，有可能与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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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点逻辑推想，如果能有知其事者把此事说清楚，对研究陈寅恪著作的流传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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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间我回太原看朋友，在博古斋见到原晋兄，顺便提及此书，想再看看，原晋兄说他已将此书送给一位朋友，我也就不便再细问此书的下落了。但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本油印的《论〈再生缘〉》也曾是山西学者的读物，他们对陈寅恪先生的敬意也自在不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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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想起一个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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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东四的旧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周昌寿的《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买下了。这种书我根本看不了，但我在晋中师专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有很大的兴趣，看到这本书使我想起了这位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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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昌寿是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学家，后来商务出版的物理教科书多数与他有关。他是留日的学生，后来组织中华学艺社。这个团体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方面，提供了许多经验。可惜周昌寿1950年就在上海去世了。前一段我在新创办的《科学文化评论》上还看到过范岱年先生一篇专门研究这个社团的文章，他的父亲范寿康当年也是这个学术团体的主要参与者。周昌寿的书是1923年作为“学艺汇刊”的第一本出版的，也可能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专书。明年是相对论创立一百年，我以为在纪念活动中，应当记住那些多年来为科学和民主在中国旅行贡献了心血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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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昌寿这本书虽然只是一个介绍性的文本，但书后却开列了相当专业的历史文献。在书中他还介绍了中国人是如何最早得到关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信息的。如果将来要写一本“相对论中国传播小史”，这本书可能最关键了。近年重印的书中多是文史著作，其实早年有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读物，也有重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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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大家对知识非常渴望，社会风气崇尚读书和求知。榆次是山西中部的一个小城，虽然离太原很近，但文化人很少。80年代这里一下出了两个名作家郑义和柯云路，社会风气一时得以改变。我的这个朋友叫张海龙，曾和柯云路是一个车间的工人。他在师专读的也是英语专业，毕业后在榆次锦纶厂子弟中学教书。他那时年纪也不小了，但还没有结婚。他追求过他一个同学，但最后没有成功，我与他交往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刚从严重的失恋阴影中走出来。他的同学都知道，他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极有兴趣，可能用在这方面的精力比读英文的精力要多得多。他对爱因斯坦的兴趣虽然很大，但他是一个奇特的人，他不相信相对论，他认为相对论是错的。那些年里，他为自己的研究到处求人，四处拜访科学家，但最后也没有结果。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些走火入魔，谁也劝不住。一个偏远小城里，对知识和精神生活有兴趣的人不是很多。我与他的相识，也是因为大家对一些精神生活有共同的兴趣。当时我也认为他是胡闹，但他最后是不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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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我慢慢想来，感到一个社会正常的知识传播方式，其实对人有极大的影响。他比我差不多要大十岁。他上学的时候，已谈不上什么读书了，后来能参加高考，也只是凭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一些聪明。以他的聪明，如果在正常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还是适合于从事科学工作。他的智商我感觉是高的，比如他会织毛衣，会裁衣服，听收音机里唱歌，就能记下谱子，等等。在北方一个小城里，没有什么文化氛围，但他对许多知识充满渴望，这很难得。科学上凡走火入魔，我个人感觉可能都与不正常的知识传播方式相关。在开放的社会里，知识的来源有许多渠道，各类的书籍自由出版，人们获取知识的习惯就比较健康。有时我想，如果我这个朋友能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早一些看到周昌寿的这本书，也许就不会再有他那些怪异的想法了。周昌寿在他的书里说：“本来这个原理原是一种数理的现象化，所以处处离不了数学。”而我印象中，我这个朋友总是想从逻辑上否定相对论。是不是受了后来批判相对论时的一些潜在影响，我说不清楚，但那个时代获取知识的方式肯定对他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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