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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五世的妻子伊丽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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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难得的商机，英国本土印刷商也很快采取行动，英国传统的印刷媒介小册子也开始介绍有关三十年战争的信息。1620年，出版商巴特出版小册子《斐迪南二世非法继位的简单实证，他父母的婚姻实属乱伦》，反对斐迪南二世继承捷克王位，在民众中激起了较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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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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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热烈反应相比，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似乎要冷静得多。詹姆斯一世并没有像国民想象的那样直接出兵，对他的新教徒女婿施以援手，而是执意奉行中立政策，不肯直接参与这场战争。对于任何批评中立政策的声音，詹姆斯一世都异常敏感。巴特的这本小册子显然处在风口浪尖上。印刷商威廉·施坦斯比当时假称这本小册子“是在海牙”印刷①。但不幸的是，巴特与施坦斯比都没逃脱厄运，他们俩双双被捕。施坦斯比的印刷所也在主人的这场劫难中遭损毁。1621年1月，通过英国驻荷兰大使，詹姆斯一世指示相关官员禁止任何科兰特进入英国。六个月后，詹姆斯一世又在国内发布公告，对“讨论国家事务的自由”严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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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严加控制，但现代印刷新闻出版物还是很快出现在伦敦街头。1621年，英国出版商托马斯·阿切尔出版了他亲自编著的“科兰特”。这是英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科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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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现代印刷新闻出版物问世之前，英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小册子、歌谣、招贴等人们喜闻乐见的各种廉价出版物。作为现代报纸的祖先，这些印刷品在出现之初就不遗余力地向读者传播重要的新闻时事。出版商抓住人们的猎奇心理，通过各种故事，讲述各种“精彩奇异的新闻”。超自然的力量、对女巫的审判、煽情故事、凶杀案及战争等都是这些出版物关注的主题。由于印刷成本低廉，语言通俗，而且通常出现在公共场合，即便不识字的人也能从别人的诵读及交谈中了解大概意思，因此，这些看似单薄的单页印刷品的读者面及影响力远远超过普通书籍。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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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页印刷品的畅销吸引了更多英国出版商，皇家特许出版公司的成员纳撒尼尔·巴特就是其中一员。1605年，巴特推出了一份名为《约克郡谋杀案》的小册子，希望以此打入新闻出版市场。巴特还开设了一家相当于现代新闻代理机构的商店。当时有些新闻记者就在这家商店收发信件，有新闻意识的顾客也来打听最新的小册子及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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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单页印刷品没有固定的出版时间，无法满足渴盼信息的商人及其他各界人士。与同一时期荷兰街头定期出版的《新闻报》相比，英国的这些小册子真是相形见绌。正是前述三十年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大战出人意料地催生了英国现代印刷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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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售歌谣的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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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做为英国现代印刷新闻业的先驱者，阿切尔很快遭到了享有许可专利的书商公会的控告，理由是他没有经过许可就报道了有关三十年战争的新闻。阿切尔据理力争，他认为：英国政府当时并没有建立有关新闻业的许可与登记制度。为了“将这个印刷商与他的印刷机分开”，享有出版特权的书商公会并没有理会阿切尔的申辩，阿切尔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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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切尔的遭遇绝非偶然。虽然英国出版业的先驱卡克斯顿的印刷活动得到了英国几任国王的支持，但及至阿切尔，英国统治者对待印刷出版业的态度却早已经起了变化。在都铎王朝统治的16世纪，英国即已确立起一系列有关图书出版的登记、检查及特许制度。1530年，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颁布一项特许状：授予托马斯·希尔顿享有售卖廷代尔版《圣经》的专有权。亨利八世的此举揭开了英国印刷出版业特许制的序幕，也是英国国王管制印刷出版业，借以强化王权的开始。实际上，早在1528年，亨利八世就透露出控制印刷出版业的意图。当年，亨利八世一改此前历届国王鼓励外国人到英国创办印刷实业的政策，下令：不许外国出版商在英国设立新厂，现有印刷厂的学徒也不得超过两个人。在都铎王朝的历任统治者看来：印刷出版跟铸币一样，是国王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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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印刷出版业本身而言，在16世纪既是一项盈利事业，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由于购买纸张、建立印刷所、雇佣工人都需要大笔资金，对于印刷商来说，如果这种投资能够获得某种保护，可能会大大降低投资风险。如果能够有幸得到国王授予的出版特权，就等于获得保护，印刷商不仅会因此享有复制及销售的专有权，当权利被侵害时还能获得赔偿损害、罚款、扣押及没收侵权书籍等方面的补偿。对国王而言，提供这种特权保护一方面意味着奖赏那些较顺从的出版商；另一方面，则可以以现实的经济利益诱惑那些不太听话的出版商，并加以控制，可谓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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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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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出版商而言，获准在书上盖上“特许出版”印戳，意味着打通了谋求更大利润的通道。有些未获特权的出版商不惜仿冒国王特许状，“擅自”加盖。对此，亨利八世于1538年重申：销售图书须经国王批准；没有检察官的审查不得进口任何图书；每本书需印出印刷者、作者、译者及编者的姓名，否则将判监禁及没收财产。亨利八世颁发的这个法令标志着英国皇家特许制度的正式建立。皇家特许状把伦敦印刷业集中到了少数官方可以控制的印刷商手中。1543年，亨利八世又加大了对出版业的控制力度，首次规定了专门针对未经许可的印刷书籍的处罚措施：第一次发现将对出版商处以3个月监禁及10英镑罚款；第二次发现将没收财产并判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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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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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的女儿，绰号“血腥玛丽”的玛丽一世对待印刷出版也十分严格。在把行政命令与商业垄断结合起来实现管制目标这一点上，玛丽似乎比她父亲更加在行。1557年，应伦敦部分书商的请求，玛丽一世颁布王家特许状，设立了皇家特许出版公司。这是一家享有印刷出版特权的公司，只有经过女王特许的印刷商才能成为公司的会员，只有公司会员及女王特许之人才能从事印刷出版；所有书籍的出版也都必须在公司注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双赢”的举措。国王获得了管制“诽谤”、“恶意攻击”及异端言论的御用工具。享有独占专利的出版商则把管制非法出版物作为对国王恩惠的回报。因此，在整个16世纪，专利与特权始终是国王控制出版物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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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童贞女王伊丽莎白更是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独立出来，单独设为“星法庭”（星法庭因在威斯敏斯特宫的星室开庭而得名），成为政府实施出版管制政策的重要司法机构，也是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强有力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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