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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掷地有声的话还在耳边回旋，几个月后，又有一名小册子作者科尔伯恩以同样的罪名——“诽谤大主教”——受到严厉惩罚。戴着颈手枷的科尔伯恩被绑在一辆车后，沿威斯敏斯特大街拖行。一路上，科尔伯恩仍然无畏地向群众宣讲。监刑官用东西塞住科尔伯恩的嘴，科尔伯恩随即从衣袋里取出几本小册子抛给围观的群众。监刑官又捆上了科尔伯恩的手。围观的群众最终被科尔伯恩的毅力打动，人们凝视着科尔伯恩，现场一片静寂，人们久久不肯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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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普林等人受枷刑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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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印刷商们一边逃避政府监管和惩处，一边仍想方设法抢先发布各类消息。仿佛在一夜之间，大量新闻书、未获政府许可的出版物在各地涌现出来。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所描述的：“英格兰在1636年间，小册子满天飞，他们反对宠信天主教徒，反对宫廷的一片混乱，特别是反对劳德与主教们的独裁苛政。星法庭严惩这样的小册子的出版已经不止一次，可是现在小册子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多，都十分激烈，传播得十分广泛，人们还急于先睹为快……大胆的走私者从荷兰运来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大发其财。”荷兰人冯·特就是很有名的一位科兰特走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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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生意眼睁睁地被外人抢走，获得国王特许印刷、销售科兰特的英国国内出版商N.B（巴特与伯恩）实在是心有不甘。他们屡屡提出申请，请求星法庭网开一面，允许他们重操老本行，出版新闻书。巴特与伯恩甚至尝试贿赂国务大臣，但均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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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英国国内新闻书印刷业顾忌星法庭禁令而呈万马齐喑之势的当口，一份名为《见载于〈每周新闻〉的外国大事摘要》的新闻摘要性质的小册子却躲过了审查，继续发行。这份小册子每半年一期，由一个名叫威廉·瓦茨的人编撰。瓦茨是剑桥大学的一名教师，一个学究气的国教徒。据说瓦茨与王室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曾担任查理一世的专职神父。在第一期的序言中，瓦茨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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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情报员‘科兰特’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当局如今再次给予其发言机会，我们首先为您报道一些几个月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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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瓦茨编纂的这份刊物出版于1632年1月，巴特与伯恩是其真正的老板。星法庭的禁令一出，巴特与伯恩苦苦寻找重操旧业的机会而不得，只能暂且安于经营这份摘要。《见载于〈每周新闻〉的外国大事摘要》每半年一期，共出版了13期，每期都有100页之多，而且只刊登翻译新闻，报道有关欧洲大陆的消息。由于事先要经过政府审批，深入评论时事更是无从谈起。实际上，由于星法庭严禁报道国内新闻，所有的“新闻书”都小心翼翼。所有的刊物都只报道国外消息。任何违背禁令的出版商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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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直到1638年12月20日，英国再没有一份新闻书获准出版。也是在这一年，巴特与伯恩“故伎重施”，通过贿赂官员、承诺每年交付10磅维修圣保罗大教堂，他们重获出版新闻书的授权。虽然获得了法律上的出版专有权，但巴特与伯恩仍需陪着小心。他们两人能在1637年星法庭新法令的羽翼下免于与国外及国内其他出版商竞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所有出版物都要预先接受审查，包括新闻书；任何有违法令者，严加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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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星法庭的压制，出版特许制也引起了出版业局势的紧张。作为国王特许的出版机构，皇家特许出版公司的成员也有等级之分。特许出版公司中既有大印刷业主，也有小学徒。这些大印刷业主们一般拥有多台印刷机或多家印刷所，从他们当中可选举产生书商公会管理机构的成员及负责人，可谓财大气粗。地位低下的小学徒们则受雇于这些印刷业主，他们至少要签订七年的契约。契约期满后，学徒就可成为公司内的自由人。自由人没有契约，但要想自己出版书籍，却也极为困难。由于出版业已为少数大业主所垄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以最低工资为大业主卖命，要么铤而走险，印刷违禁品或属于大业主特权的书籍。由此可以看出，在17世纪的伦敦，一方面，国王及星法庭庇护着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印刷商，控制着新闻出版业；另一方面，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很多渴望拥有自己的一间印刷所的熟练技工及学徒却看不到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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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享有特权的印刷商们绝不愿坐以待毙，他们巧妙地躲避着政府的检查。有的采取伪装措施，在书名页上印上假的准印许可及姓名地址；还有的印刷商先让书的正文通过检查，然后再插入献辞、前言，有的则干脆将通过检查的印本书重印，在重印时加入新内容。这些没有获得政府出版许可的印刷商选择了格拉布街及周边地区存放这些秘密印行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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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30年代左右，为逃避检查，印刷商们只是把格拉布街当作暂时的避难所。但这里房租低廉，位置隐蔽，恰恰是这些印刷商理想的久居之地。于是，这些避难者干脆把印刷所迁到格拉布街，格拉布街逐渐变成了他们聚居的大本营。英国革命期间，革命派与保王派唇枪舌战、你来我往，好不热闹。火热的舆论攻势造就了更多的小册子，也吸引了更多的印刷商来到格拉布街安家落户，格拉布街渐渐变成了英国出版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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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的一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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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30年代起，生活困顿的作家、新闻记者也从各地源源不断地来到格拉布街。对他们而言，除了这里廉价的房租，大城市伦敦看似俯拾皆是的成功机会才是更大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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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的人们无以为生，只能租住在格拉布街的阁楼上，干一些编写目录、校对文稿、编撰字典及翻译并创作应景诗歌的苦差事。久而久之，这些聚集在格拉布街的贫困作家、新闻记者及印刷商就变成了人们口中的格拉布街文人（GrubStreet Literature）。格拉布街文人既没有固定的个人收入，也没有富裕的赞助人支持，他们为生计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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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格拉布街的穷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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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学家马考莱描绘了格拉布街文人窘迫困顿的生活境遇：“住在有八级台阶的阁楼上……为赚取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工资每天工作10小时；在经常光顾的乞丐聚集区被狱警抓获，从格拉布街到圣乔治菲尔德，从圣乔治菲尔德到圣马丁教堂后面的小巷；7月，我与大伙睡大通铺，12月，我在温室的灰烬中安睡，我死在医院，埋葬在教区的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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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文人煮字疗饥，生活困顿，但正是他们演绎了英国新闻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一幕，并为17、18世纪的英国人打开了了解本国政治的窗口，铺设了公众舆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平台。格拉布街文人为英国新闻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英国新闻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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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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