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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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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辉格党的重要人物沃波尔上台。辉格党从此长期把持英国政权,并污蔑所有的托利党人皆为“詹姆斯党人”,想方设法地将他们排斥在政府之外。辉格党由此建立起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一党寡头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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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大权在握,而托利党极端派则因支持詹姆斯党人复辟而名誉扫地,元气大伤,再次执政的希望渺茫。因与流亡宫廷的一些政要发生意见分歧,博林布鲁克也逐渐放弃了支持詹姆斯党人的立场,转而专心研究历史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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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年,通过贿赂国王情妇,博林布鲁克获得乔治一世赦免,返回阔别八年的英国。此时的博林布鲁克已经放弃支持詹姆斯党人。1725年,政府返还了博林布鲁克的部分个人财产,但永久剥夺了他当选议员的机会。丧失了重返政治舞台的希望,博林布鲁克回到位于伦敦西部郊区艾士桥附近的别墅,时常与老友——同为托利党人的斯威夫特、蒲柏以及其他流亡时的朋友——聚会畅谈,并小心翼翼地开展反政府活动。为了与“詹姆斯党人”划清界限,以博林布鲁克为首的一些人自称“爱国党”,意思是他们也热爱汉诺威王朝统治下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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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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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辉格党此时虽然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因不满沃波尔长期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辉格党内部已经出现派别之争,议会内的反对派势力迅速增长。对一直热衷政治的博林布鲁克而言,辉格党内部的这种分裂恰似天赐良机。博林布鲁克一方面努力恢复托利党的声誉,一方面力图与不满沃波尔统治的辉格党领袖普特尼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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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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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年,博林布鲁克与辉格党反对派联合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当年11月5日,博林布鲁克与普特尼联合创办的刊物《匠人》问世了。正如其创办者博林布鲁克与普特尼皆为政府反对派一样,自诞生之初,《匠人》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份反政府刊物。但在创刊之初,《匠人》只是一份评论小报,缺乏它日后所具有的不俗的影响力。为了赢得读者,《匠人》很快增设了一个新闻板块,变成一份与《周刊》类似的四专栏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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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当时议会反对派的活动,《匠人》也重点关注国外事务。《匠人》攻击辉格党寡头政府,并发表文章为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辩护。做为一份反对派刊物,《匠人》吸引了众多名人为其撰稿,除了博林布鲁克、普特尼之外,小说家、《冠军》杂志的创办者家亨利·菲尔丁,格拉布街文人阿莫斯特等人也是《匠人》的热心供稿人,阿莫斯特还曾担任过《匠人》主编一职。由于撰稿人大多使用经过精心挑选的笔名,而且各位撰稿人有时会交替使用同一个笔名,因此除了这几位我们熟知的名人之外,还有不少无名作者曾匿名为《匠人》撰稿。在众多的撰稿人中,最有名、文章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博林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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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菲尔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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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对党的活动家,博林布鲁克非常重视利用《匠人》开展理论宣传。博林布鲁克大约每两周在《匠人》上发表一篇政治论文,他曾先后使用过“乡巴佬”、“自耕农”、“格雷旅馆的凯莱布·丹弗斯先生”等各种笔名,其中尤以“格雷旅馆的凯莱布·丹弗斯先生”最为有名,使用频率也最高。博林布鲁克先后在《匠人》上刊发了近两百篇文章,包括著名的《论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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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政党》的系列文章中,博林布鲁克从历史及理论两个方面分析英国政党和党派对立的现象,致力于巩固反对沃波尔的“两党”联盟。博林布鲁克曾撰文称:继续用“辉格党”与“托利党”称呼两党是不恰当的,而且已经过时了;当前的政治冲突是“宫廷党”与“乡村党”也即“腐败的宫廷党与爱国的乡村党”之间的冲突。博林布鲁克指出:“……这个时代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党派区别。共同的意识、同样的诚实无欺使现阶段在目前宪法指引下的人们协调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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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布鲁克还呼吁“地方党”的各个派别捐弃前嫌,团结一致捍卫宪法,反对唯利是图的“宫廷党”人。在博林布鲁克的带动下,托利党宣传家纷纷发表文章,论述反对党理论,兴起了一股托利党宣传浪潮。1738年,托利党人莫勒伊编撰的托利党刊物《常识》发表文章,明确指出:“爱国者不是不应当当官,相反,就像我们的宪法已经变化了那样,他担任官职要比不担任官职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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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此前博林布鲁克在担任国务大臣期间曾操纵议会通过了压制格拉布街的《印花税法案》,打压报刊,但此时他也要借助报刊这一平台抨击对手,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正是在博林布鲁克担任主编期间,《匠人》成为政治反对派的重要理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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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刊发理论性较强的政论文章外,在抨击对手之时,《匠人》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激进政治刊物如《周刊》的一些特色:对当权者进行赤裸裸的、直白的挑战。这一点可以说是博林布鲁克等人有意为之,博林布鲁克的笔名之一“格雷旅馆的凯莱布·丹弗斯先生”中的凯莱布即意为“大胆的”。1727年1月27日出版的《匠人》第16期上就刊登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攻击沃波尔的寡头统治时直截了当地指责沃波尔是一个“愚钝、残暴、邪恶的维齐尔”(维齐尔是对伊斯兰教国家的元老的称呼。);是踩着议会的肩膀走上了通往王座之路;只有他的倒台才能使宪法重放光芒,而天地间都会回响起自由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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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创办人米斯特逃往法国后,《匠人》继《周刊》之后,成为影响最大的反政府刊物。与《周刊》以及同时代的另外一些反对派政评类报纸相比,《匠人》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首先,在立场上,《周刊》与《匠人》基本南辕北辙。《周刊》是一份不折不扣地支持詹姆斯党人的托利党刊物,对支持汉诺威王朝的辉格党反对派极为反感;而《匠人》却正竭力使托利党摆脱詹姆斯党人的影响,与辉格党反对派结成联盟。其次,《匠人》也有其独特的风格及特定的读者群。与较“粗俗”的《周刊》相比,《匠人》的文风更加严肃、更加理性。《匠人》的读者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精英以及了解民主政治与国际事务的人。《匠人》本身就声称自己代表的是“中产者阶层”。作为“地方党”托利派的新闻机构,《匠人》猛烈攻击沃波尔政府的腐败以及滥用权力的行为,控告沃波尔把一己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损害了“中产者阶层”。一位匿名作者曾评论说:“《匠人》登载的新闻准确性较高,刊登的评论文章也更加理性,很容易与其他报纸区别开来”。再次,《周刊》支持的是没有政治前途的詹姆斯党人,因而上演的是格拉布街历史上的一曲政治悲歌,而《匠人》则成了托利党政治反对派的重要理论论坛。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此曾评论说:“以博林布鲁克为首的反对派在努力创造一种大众舆论,‘这种舆论有共同的目标,并且意气一致,能够被调动起来,用于政治目的。所谓革新,不是蛊惑民心或喊喊口号,也不是喧闹的民众场面,……应该说,这种公共舆论是由另一种因素引起的,即一种独立的新闻业的建立。这种新闻业懂得如何确立自己与政府相对的立场,把针对政府的批评和公开反对立场提高到一种规范的高度’。”因此,可以说博林布鲁克开创了一种具有现代风格的政治新闻事业。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种不同,虽然有人曾设想将二者合而为一,但却从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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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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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735年博林布鲁克再次流亡法国,《匠人》一直是反对派的时事论坛。有了《匠人》以及后来凯夫所创办的《绅士杂志》,报刊才真正成为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即第四等级的批判机构。在反对派运动活跃的时候,《匠人》每周的销量可达13000份。据格拉布街文人出身的英国作家哥德史密斯观察:《匠人》销售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旁观者》。1731年《伦敦周刊》控告《匠人》“每星期在人民中间散布一万份‘煽动性的报纸’,使人民‘伺机叛乱’,两三年来从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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