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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名记者的描述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不难想象，这些经贿选产生的议员根本不可能对选民负责。议会此时几乎完全变成了国王手中的工具。国王的专横、议会的谄媚又一次把民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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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60年代前后，报道议会新闻的报纸与以前相比大为增加而且更受欢迎。《伦敦纪事报》、《每日广告报》、《纪事晨报》、《公报》、《圣詹姆士纪事报》及再度报道议会进程的《公共广告人》都十分畅销。在一直坚持报道议会新闻的报纸中，尤属《纪事晨报》最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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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晨报》是60年代格拉布街新兴的一类报刊——早报——的一种，由绰号“记忆”的威廉·伍德福尔创立。威廉·伍德福尔是我们前面曾提到的《公共广告人》的掌门人亨利·桑普逊·伍德福尔的弟弟。威廉·伍德福尔记忆力超群，堪称英国新闻史上最天才的报道者，《记事晨报》上有关议会的报道都是伍德福尔一人完成的。据伍德福尔的朋友约翰·尼古拉斯介绍：伍德福尔可以在下院的公众走廊上连续坐上12小时，在不做笔记，也没有助手帮忙的情况下，回到印刷所后，完全凭记忆为第二天出版的早报写16个专栏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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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伍德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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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福尔的另一位朋友约翰·泰勒也证实：由于伍德福尔对议会“几位发言人的语气和姿势了如指掌”，议会辩论时，在下院旁听的伍德福尔通常是闭着眼睛，两只手都靠在手杖上，一副颇为闲适的神态。只有出现新发言人时，伍德福尔才睁开眼，手离开手杖，打听一下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又回复到此前的神态。凭借过人的记忆力，伍德福尔很快就超越了报道议会新闻的先行者威廉·格思里等人。《纪事晨报》也因此成为伦敦最重要的早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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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尺有所短，伍德福尔主要靠一己之力报道议会进程，这种方式单就时效性而言就存在明显的缺憾。由于两院的辩论没有固定的时限，经常持续到晚上9点，甚至不止一次地一直持续到午夜。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伍德福尔报道方式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伍德福尔不得不因此拖延《纪事晨报》的出版时间，有时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则拖得更久。这实际上为另外一些图谋不轨的刊物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们乘机煽动舆论，诡称在早晨9点之前《纪事晨报》绝不会出版，借此扰乱视听，减少《纪事晨报》的读者数量。还有一些被煽动起来的读者甚至袭击了印刷商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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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公报》的编辑詹姆斯·佩里在伍德福尔报道方式的基础上创造了报道议会辩论的新方法。佩里雇佣了一批年轻律师作为代班。这些律师轮流旁听议会辩论，每人在听一段时间后迅速返回印刷所，在记忆尚清晰的时候，写下议会报道。采用这种方法，基本上就可以不间断地报道一整天的议会开会进程。与伍德福尔的方法相比，佩里的方法在时效性上明显更加快捷，内容上更全面，准确性也更高。在报道民众高度关注的美国革命、小皮特上台等重大事件时，《公报》占尽优势，销量遥遥领先，远远超过了《纪事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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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伍德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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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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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己的报道方式存在缺陷，但固执的伍德福尔却拒绝改进他的报道方式，并因此与合伙人发生了严重分歧。伍德福尔最终离开他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的《纪事晨报》，独自创办了一份名为《日报》的新报纸，而《纪事晨报》在1789年被佩里收购。佩里此后为《纪事晨报》雇佣了很多一流的撰稿人，包括诗人科勒律治、托马斯·摩尔以及戏剧评论家威廉·哈兹利特。1813—1814年间，在议会的走廊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纪事晨报》的议会报道者——酗酒的哈兹利特——的身影。在佩里的精心经营下，《纪事晨报》成了辉格党报纸的中坚，每天的销量可达4000份。到1810年，销量更是增加到了每天7000份，成绩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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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哈兹利特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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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年，英国新闻史上的传奇人物威廉·伍德福尔去世了。1817年前后，重病缠身的佩里也把《纪事晨报》的经营权转交给了另一位格拉布街文人约翰·布莱克。布莱克在此后启用了我们熟知的狄更斯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几年之后的1821年，佩里也追随伍德福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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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170486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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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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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绅士杂志》、《纪事晨报》及《公报》为代表的格拉布街先后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及60年代开启了报刊报道议会新闻的新纪元，并赢得了民众的瞩目，但议会却仍试图否认民众对议会辩论及决议的知情权。议会法庭很快又传唤了各家报纸的印刷商，并判处每人罚款100英镑。议会法庭甚至还命令各家报纸的印刷商跪在议会发言人面前，对他们施以人身侮辱。直到1771年，格拉布街报道议会新闻一事才因议会改革而出现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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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英国议会虽在名义上是代表全体英国民众的民主政治机构，但18世纪的英国议会却远非如此。此时的议会所代表的仅仅是少数大地产者及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一部分议员是靠政府直接干涉选举而当选，而另一部分则是花了很多钱在议会买来了议员席位，这样的议员往往驯顺地听命于国王，对政府的政策也是言听计从。公开拥护政府的议员甚至认为：大多数选民“不过是愚昧无知的群众，认为他们能够解决议会里最好的头脑都意见分歧的问题，是极端的荒谬”。早在60年代末，英国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就意识到政府的对内政策亟需改变。其中，议会改革首当其冲，被提上日程。1770年，老皮特提出了温和的议会改革主张，但被议会拒绝。辉格党以及托利党的议员都担心改革会引起国王乔治三世的不满，这些既得利益者还害怕议员总人数的增加会减少每个议员在竞选活动时得到的好处，害怕公众一旦获得了了解议会的机会与渠道，对议员们的不满情绪会像潮水般将他们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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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议会改革的时机此时还并不成熟，直到1832年英国才完成了第一次真正的议会改革，使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进入议会的机会，但此时的社会舆论却强烈要求议会加强与选民的联系，并明确要求定期在报刊上刊登议会开会的详细报告。《伦敦晚邮报》的编辑约翰·奥蒙也认为：“国家应该了解议会的所作所为。”奥蒙搜集每天议会辩论的笔记，并以这些笔记为素材撰写一至两篇文章刊登在报纸上。其他报纸也纷纷效法奥蒙。议会报告的发表充分暴露了议员对国王的谄媚奉承，加深了人们对议会的不满。对此，议会很快采取了压制措施，先后于当年2月、3月传唤了八家违反1738年议会决议、印刷议会辩论的印刷商。这八家报纸分别是《公报》、《米德尔赛克斯报》、《纪事晨报》、《伦敦口袋报》、《圣詹姆斯报》、《白厅晚邮报》、《伦敦晚邮报》以及《普通晚邮报》。由于《米德尔塞克斯报》的印刷商约翰·威伯、《公报》印刷商罗格·汤普森以及《伦敦晚邮报》印刷商约翰·米勒没有理会这次传唤，王室随后发布了逮捕这三位印刷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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