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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哈贝马斯不同，汤普森对于这种新公共性态度相当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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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认为大众传媒使得公共性在程度和范围上大大提升，公众了解和接收信息也更加方便，不再受场所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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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汤普森似乎并不十分担心大众传播过程中所谓的信息流动的单向性，但是他并不认为接受者因此就对传播过程没有控制，也不认为接收过程不包括某种批判性的参与，“接收过程是一个比许多评论家所认为的更加活跃的、有创造的、批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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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并不认为大众传播能够轻易被政治权力控制和利用。他强调，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在由大众传媒创造的媒介化公共领域，公众对领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被传媒建构。技巧圆熟的政治家可以利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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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大众传播为政治家的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但是它也为政治家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被中介化的可见性是现代机构化政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但它对于政治权力的运作同样具有不可控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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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对大众传媒的辩护自有其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不少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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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汤普森没有分析媒介化的公共事件和媒介化的私人事件的本质差异，对于私人事件的媒介化的严重后果缺乏警惕。公共事件的“私人化”（人为驱逐出媒介公共领域，剥夺了公共性）与私人事件的“公共化”（伪公共化）正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和批判的消费时代，特别是中国式畸形消费主义时代的媒体病。这种病症既是对私人领域的侵害，也是对公共领域的毒化。一方面，私人事件因其进入了公共媒体而获得了可见性，不再成其为“隐私”，并因而侵犯了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因其热衷于披露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公民权益的严重侵犯，因为这样一来，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领域得不到保护，损害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也不能得到媒体的应有关注，无法成为公共事件（遗憾的是这实际上就是目前中国大陆媒体的突出症候）。因此，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是同步进行的，是一个分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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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汤普森谈到了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政治权利集团既可以利用它，也面临它所带来的风险。但是他却没有关注大众传播所处的具体政治体制环境。比如在一个竞争性的、舆论相对自由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播常常不能控制在某个单一政治力量手中，而是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争夺与使用的工具。正是这种多元竞争格局，使得某个党派的政治家不能彻底控制、更不能垄断大众传播。也就是说，民主政体更能够有效防止大众传播与极权主义政治联姻、彻底落入某单一权力集团的控制。人们经常谈论的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利用大众传播来推行极权政治，这从反面证明，抽象地谈论大众传播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公共生活或民主政治是没有意义的。大众传播既可以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帮凶，同时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良友（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所谓民主监督离开了大众传播是不可思议的）。这主要取决于它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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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公共领域：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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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哈贝马斯等对于大众传播的批评，还是汤普森等对这种批评的批评，基本上都没有考虑网络这个最新的大众媒体。这一点决定了哈贝马斯和汤普森的大众传媒理论与公共性理论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都显示了自己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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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传媒界普遍流行的、所谓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具有单向性和传播－接收的断裂性（不同时在场）的观点，并不适合网上交流所创造的公共性，需要加以修正。网络上的交往似乎恢复了面对面交往或直接对话式交往的优势，克服了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非直接交往和信息流动的单向性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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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共领域中这种多向性和对话性的回归得益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特性。网络是最自由、最容易获得的媒介，没有编辑把关，没有一、二、三审，发表意见的门槛几乎不存在。一个人的任何意见在任何时候几乎都可以上网，发表的空间打开以后写作也变得自由了。这使得传播机构或精英分子对于媒介的垄断被极大地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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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网络的对话空间范围远非面对面的交往那么狭小，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互动程度又要远远高于电视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可以说它结合了两者的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两者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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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网络不仅恢复了公共领域信息交流的对话性、多向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比口头交往更加民主平等，这点得益于网络交往的匿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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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性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交流过程中监督机制的弱化甚至悬置，也就是说，匿名性使得网络的交流没有其他交流（包括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或参加电视辩论）难以摆脱的社会监督、自我监督、文化禁忌以及自我心理防御，因而也没有必要带上人格面具。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交流是最真实、最自由的。更加重要的是，匿名信还消除了面对面交往中很难避免的权力和其他导致交往失真的社会文化因素（交往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一般情况下也不必顾忌自己的意见、言论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应。这些都大大提升了网络交往的公共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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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网络公共领域的危机和缺点也同样明显，我们不能对之过于乐观。网络只是提供了交流对话的可能性，却并不能保证交往对话的质量，也不能保证交往的理性特征。正是在这里显示出哈贝马斯关于自律理性的私人主体理论的深刻性。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但不是任何“私人”集合在一起都可以组成这样的公共领域。这里的“私人”必须是具有主体性、批判意识、理性论辩能力，身兼财产拥有者和一般普遍之“人”的双重身份的公众。这样的公众并不是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会产生。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了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自由的市场经济，普遍而独立的法律，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各种民间社团，等等）对于理性公众之培养的重要作用。而哈贝马斯在论述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的衰落时，也反复强调了大众传播的商业化、消费化使得批判性的公众变成了消费性的大众。消费性的大众即使可以不费力地获得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也不会利用这样的空间来批判性地表达自己的公共关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当下的中国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独立而发达的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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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虽然进一步扩大了公共领域的公开性和可见性，但是却依然无法就公共论题组成有效的对话。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公共空间具有虚拟性，网络公共讨论具有即逝性也会削弱网络讨论的有效性，比之于报纸、电视等媒体和传统公共领域更容易走向无序和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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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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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化中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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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原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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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百家讲坛的火爆、儒学的兴起和电子文化的昌盛同步，显示传统文化和新媒体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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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新媒体应和新文化匹配。然而文化的承传是复杂而多变的，新媒体和新文化的产生并没有给某种古老的甚至稍早的文化形态下死亡判决书。在文化的承传和演变过程中，必须看到符号和话语的区别。符号是排他的，无法兼容，用了中文就不能用西文。话语是兼容的，海纳百川，在一组陈述中可以组合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符号的意义差异是共时性的，离开了共时性就无法定位，话语是历时性的，往往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的。在电子文化中，儒学和传统文化已经吸收了某些现代话语，因此它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以各种面目得到了扩张，电子技术使得古籍整理和出版更加方便和快速，使得传统文化能更快地得到传播。另外电子文化中的儒学是与市场营销挂钩的，与一定的社会心理相契合，因此真正理解电子文化中的儒学就要了解电子文化所创造的大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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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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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当张颐武宣称，一万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时，引来一片哗然，网络讨伐声此起彼伏，张教授反复申明自己的原意为媒体所误解，但仍然有人不依不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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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张教授的意思不是在谈论孔子和章子怡在思想文化界的价值孰高孰低，孔子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北大教授这点不会没谱。但是就当今而言，就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方面，孔子的绩效恐怕不尽如人意。其时，章的大幅照片刊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章的电影《十面埋伏》、《艺伎回忆录》和广告等也红遍全球。我也以为张教授的话有些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么！要不孔子怎么就上不了《时代》的封面？不料，才一年工夫，形势陡转，孔子和他的《论语》迅速蹿红，这回红的不光是孔子一人，也有于丹，或者干脆说，就是因为于丹。某种意义上说，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的“女子”于丹，捧红了孔子，一起上了各种杂志的封面，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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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公平一点说，这回的红，是孔子和于丹互为媒介。孔子因于丹而焕发青春，于丹缘孔子而大红大紫，跟着与《论语》有关的十几本著作和注释本也一起畅销，走进书店，《论语》书籍独自作为第一方阵，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蔚为壮观。其实作为常销书，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本来就卖得不错，现在也裹在一起，竟然有点借光的意思，钱、杨两位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借光往往是“互相”的，按现在的时髦说法是“双赢”，但是不管谁借谁的光，孔子的光芒终究要比其他人长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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