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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媒介即讯息”的逻辑推断，媒介方式的变化，新兴媒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化的面貌。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因其传播手段落后，将被渐渐淘汰，或被挤到一块狭小的空间里，自生自灭。然而历史的轨迹与逻辑的推断往往成悖反之势，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没有遗弃传统文化，反而增加了其产能，书店里有关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著作铺天盖地，还有电子版和网络版等等系列产品，在以往时代，哪见过这阵势？不过，当代传媒相中传统文化这一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于弘扬的意愿，站在文化产业的立场上看，孔孟老庄、三坟五典这些都是资源，都潜藏着巨大的市场和无限的商机，都是可以反复加工、重新包装的对象，而传统文化典籍经此一加工包装，也往往变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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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媒体和现代影视工业相结合，生产出大大小小的章子怡，其产品的功用和效益比较明显，张颐武教授赞许章子怡就是看上其当下的功用，而孔子的功用和效益，在今天来讲就比较模糊，毕竟考大学不比考科举，《论语》背得不熟，丢不了什么分。另外，儒学也没有了以往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用价值，时过境迁，儒学已明显被去功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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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功能化的儒学为什么也能那么火？那是经过上千年的冶炼，滤去功利的杂质，慢慢演变为某种信仰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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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实用价值一点而言，“孔子名高实秕糠”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当年孔子就“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后来孟子也如此，齐威王、梁宣王等向他讨教具体的治国和对付隔壁邻国的方略时，孟子那一番有关仁义的高谈阔论就不解决实际问题，起码是远水不解近渴。按照《史记》的说法，“（他）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也许正是脱离了实用价值，反而容易使其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信仰。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就在于他的迂阔，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苟同于流俗，结果只能回老家与他的徒弟们著书立说去了。至于后学们虚构出的“内圣外王”一套说法，一心想着两头通吃，不仅无可操作性，还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倒是先王后圣更便于付诸实施，是皇帝么总会有新衣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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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四书五经还是读书人仕途的敲门砖时，当它们还是换取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的筹码时，不过是一种谋取利碌的媒介，而不能成为精神家园。儒学的去功能化，不仅不会导致其衰落，反而还成全了它，即如在日本，在韩国，儒学和治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反倒是香火绵绵不断。那里的人们也就没有在歪歪斜斜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两个字来，糊糊涂涂就马虎过去了，进入现代社会，公民的人格也没因此残损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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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也罢，“中庸”也罢，作为价值取向，很是高尚，值得普世推广。并不因为某些倡导者的虚伪，就派定相关学说是伪善的、只为专制统治服务等等。不过高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与实用和效益保持距离，非工具化和价值中立。一旦被拖入现实的泥淖，为实用目的服务，作为策略和手段来运用，就会失之偏颇，就会有美美恶恶之辟。只有儒学工具化过程的结束，其内涵的价值理性才会得到进一步开掘，其精神层面的力量才能逐步积聚，成为民族和群体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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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康有为的立孔教为国教的方案之所以无法推行，我以为，主要是那时的儒学还没有去势，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和现实生活中气势熏天的权贵们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有着统治工具的嫌疑，难怪目光如炬的鲁迅和五四新青年一代人不答应，革命党人不答应。居然，要不要打倒孔家店，要不要反对各种名头的尊孔读经，成了那时新潮学子和封建余孽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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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近一个世纪的阻隔，尘埃落定，总算使儒学脱离了统治意识形态，回归自身。因此，感觉上作为中华文化的形象大使，哪怕是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子，都比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孔子要可爱。也许这位和蔼慈祥的老人家与十字架上悲天悯人的耶稣是一类人，也许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同道，也许孔子就是孔子，无人比肩。只要不当大成至圣文宣王，只要不进入必修课，不靠它拿学分，他只是在校园的绿草坪上优雅地站站、目眺远方，再或者上互联网常常露脸，即便左子怡、右于丹，也是一片和谐图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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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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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媒体文化的生存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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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承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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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新媒体文化的悄然兴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崭新的媒介文化，目前已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目前的生存尚有些困窘，甚至还存在着诸多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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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传统文化拓展与冲击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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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传播发展的历史看，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兴起，都毫无例外地要引起文化上的变革。目前我们也看到，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出现的诸多新媒体形式，社会文化范式也在发生一系列变化。拉比塔尔斯基甚至这样认为：“面对新媒体时代，一切都在被异化着，所有原生态的文化都被新技术方式赋予新的解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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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媒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拓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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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媒体文化为传统文化的承载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从而为传统文化的生存方式带来了根本性变革。一直以来，由于历史的规定性，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线性传播模式，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单一的，保守、缓慢的文化承袭范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媒体的出现则适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由于新媒体特殊的媒介形式，所以传统的文化生存与传播的“白纸黑字”方式被“E媒体”（electronic media）方式所取代，从而实现了文化载体的革命。依托于这一载体，新媒体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渠道，从而拓展了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人通过网络领略到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无疑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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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极大的自由。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传统文化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和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的制约，所以形成了一种保守而隔绝的文化特色，其核心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纲常礼数和尊卑等级，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赋予传统文化神圣性的同时，也极大地抑制了其向多维空间的伸展与开拓。面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冲击，这种循规蹈矩、故步自封的姿态难免使民族文化陷入窘境。与之相反，新媒体文化自兴起伊始便表现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兼收并蓄，打破了文化之间的森严壁垒，使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流、汇聚，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开放；它追求平权，呼唤民主、参与，使文化创作主体能够超越现实社会对个体身份和角色的限定，突破意识形态以及现实生活中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从而实现自我和个性的张扬，也实现了自身的吐故纳新。弥尔顿所倡导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在新媒体文化中变成了现实，其中有“阳春白雪”和科学精神，同时也充斥着“下里巴人”，甚至不乏鬼神膜拜，这些在传统观念中无法并存的文化在新媒体世界里却共存共生着，这不能不说是新媒体文化的一道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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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借助于新媒体，传统文化寻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在开阔、自由的空间中，其呼吸会更加自由，内涵会不断丰富，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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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媒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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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受惠于新媒体文化的同时，也遭遇了来自于新媒体文化的冰霜。首先，是削平了传统文化的意义深度。毋庸置疑，新媒体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实用性，根源于此，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异常惊人，短短数年间已渐成气候，俨然一派新经济先锋气象。在这一消费潮流驱动下形成的新媒体文化，自然无法脱离消费社会快餐文化的特质，这种文化更多地是世俗品位的展现，适应了后现代语境下自由表达的追求，同时，由于超乎寻常的自由，所以又带有随意化的弊病。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中把关人的概念趋于淡化，因而成为各式各样文化汇聚的自由“飞地”。陈思和教授曾用“藏污纳垢”来形容网络媒体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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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侧重的是娱乐化，而娱乐的核心便是媚俗、游戏。事实上，新媒体自出现以来便在众多层面满足了民众欲求，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欲求暗含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逻辑，那就是新媒体传播是一个以个体存在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在该文化系统之内，个体的价值观凌越一切，因此新媒体文化也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文化的代名词，它不是一个宁思冥想之地，而是一个喧哗与骚动的空间。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为了抒发一己之私才聚集于此。在新媒体空间中，随处可见戏谑、游戏的内容，透露出异常明显的媚俗化倾向。更有甚者，一些涉及色情、私密的内容更是招摇过市且博得了大量注意力。这种游戏化，甚至低俗化的信息传播无疑堵塞了传统文化通向思想、价值乃至终极意义的通道，消磨了文化应当具备的大气、崇高、厚重和深邃，所谓文化变成了一种吸引注意力的“眼球经济”，一种浅薄的时尚。诚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了自由的枷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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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冲击了传统的语言、文字规范。毋庸讳言，新媒体文化的横空出世不仅在信息、内容方面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从形式角度看，对于传统文化的载体，即语言、文字也带来了影响。在绵长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文字的诞生曾被视做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文化的表述无法脱离语言文字，它是传统文化的传播工具和承载介质，正是有了语言文字，人类文化才得以保存和传递，并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倘若没有语言文字的承载，文化只能无奈地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然而，计算机技术所使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却导致语言应用呈现出技术融合下的杂糅化倾向，使传统的表述方式遭遇“失范”。比如新媒体传播中出现了大量流行性语汇，由于载体的不同，手机与网络的流行语又有所区别。前者大多是打油诗一类的段子，例如“单身是领悟，恋爱是失误，分手是觉悟，结婚是错误，离婚是醒悟，再婚是执迷不悟，没有情人是废物，情人多了是动物”；后者则多为新新人类的专有词汇，以“菜鸟”、“GG”、“东东”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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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网络语言的泛滥。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发展而新兴的一种语言形式，包括拼音或者英文字母的缩写、含有某种特定意义的数字以及形象生动的网络动画和图片，起初主要是网民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或某种特定需要而采取的方式，久而久之却形成了一种特定语言。网络语言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数字型、翻译型、字母型、符号型。数字型一般是借用数字与文字的谐音，例如“94”等于“就是”，“88”等于“再见”，“555”等于“呜呜呜”、表示低落的情绪等。翻译型即是根据外来语的发音，用适合的汉字代替，例如“伊妹儿”等于“e-mail”、“当”等于“download”。字母型又可以细分为三种，一是谐音法，以单纯字母的发音代替原有的汉字，例如“MM”等于“美眉”；二是缩写法，例如“BT”等于“变态”、“OMG”等于“Oh My God”。还有通过象形法创造的特殊“缩写”，例如“OTZ”。符号型多以简单符号表示某种特定表情或文字，网络文化的创造者大都依靠键盘来编辑语言，由于键盘中符号输入的简便性，导致新媒体传播中充斥大量符号性语言，例如用“：）”表示微笑、“T^T”表示流泪的表情等。这种表情型符号起源于日本漫画，后演变为漫画杂志中常出现的文字符号。符号型多与谐音有关，如“＝”等于“等”、“O”等于“哦”。网络语言的失范主要体现在谐音的滥用、词汇的畸变和语法的背离，严重影响汉语语言的纯洁性和规范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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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些新语汇的使用丰富了新媒体文化，但长此以往，却势必会对传统的语言规范造成冲击，造成语言使用混乱，甚至认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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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颠覆了传统文化的承袭方式。在文字诞生以前，人类一直依靠口耳相传、图腾壁画、结绳记事等手段来记录、传承文化，那时的人类文化传承大都是片断性、碎片化的。直到文字诞生以后，人类文化才得以系统保存，于是便有了甲骨、竹简、布帛、纸张等承载介质的流变。通过它们，今人可以窥见古人的生活方式，人类文化得以延续。在文化传承的漫漫征程中，纸质文本一度是传播的主流，人类文化散落于书籍、报刊、杂志等媒介中。可以说，传统的知识存贮是与印刷术的不断进步相联系的。即便是早期文明阶段依赖兽骨、毛皮等，也都是具备实体形态的存储介质。然而，当网络出现以后，这一切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说，伴随着现代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相互渗透，联机数据库、光盘出版物、网络信息资源等的诞生，无纸存贮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无疑对传统文化载体——书刊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纸质相异，新媒体文化的承载、存贮依赖的是诸如磁盘、硬盘、光盘之类，这种方式更多地依赖字节，即计算机能够识别的特殊符码，操作起来异常简易且携带方便。但是，对于由病毒肆虐引起的崩盘现象它却无能为力，存储内容可能会顷刻间消失。可见，在安全性不能保障的情况下，新媒体存贮方式是令人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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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文化是一对矛盾也是一对朋友，二者并非泾渭分明的两军阵营，而是大有合作空间，事实上，正是在二者的博弈与交融中建构起当下独特的文化景观。面对新媒体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传统文化如能抓住契机，主动调整姿态，协调合作，或可为自身的繁荣与发展开拓出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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