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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些新语汇的使用丰富了新媒体文化，但长此以往，却势必会对传统的语言规范造成冲击，造成语言使用混乱，甚至认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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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颠覆了传统文化的承袭方式。在文字诞生以前，人类一直依靠口耳相传、图腾壁画、结绳记事等手段来记录、传承文化，那时的人类文化传承大都是片断性、碎片化的。直到文字诞生以后，人类文化才得以系统保存，于是便有了甲骨、竹简、布帛、纸张等承载介质的流变。通过它们，今人可以窥见古人的生活方式，人类文化得以延续。在文化传承的漫漫征程中，纸质文本一度是传播的主流，人类文化散落于书籍、报刊、杂志等媒介中。可以说，传统的知识存贮是与印刷术的不断进步相联系的。即便是早期文明阶段依赖兽骨、毛皮等，也都是具备实体形态的存储介质。然而，当网络出现以后，这一切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说，伴随着现代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相互渗透，联机数据库、光盘出版物、网络信息资源等的诞生，无纸存贮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无疑对传统文化载体——书刊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纸质相异，新媒体文化的承载、存贮依赖的是诸如磁盘、硬盘、光盘之类，这种方式更多地依赖字节，即计算机能够识别的特殊符码，操作起来异常简易且携带方便。但是，对于由病毒肆虐引起的崩盘现象它却无能为力，存储内容可能会顷刻间消失。可见，在安全性不能保障的情况下，新媒体存贮方式是令人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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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文化是一对矛盾也是一对朋友，二者并非泾渭分明的两军阵营，而是大有合作空间，事实上，正是在二者的博弈与交融中建构起当下独特的文化景观。面对新媒体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传统文化如能抓住契机，主动调整姿态，协调合作，或可为自身的繁荣与发展开拓出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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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狂欢与侵权、乱世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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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有前途、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具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新媒体文化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其极大的开放性。由于网络提供了近似无限的空间、充足的通道，而且平等的网络节点替代了中心和权威，所以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地位和机会，从而为多元文化提供了展示的舞台。无论是科学精神还是鬼神崇拜，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部落文化，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子游戏，哪怕是一篇私人日记，任何文化形态、文化内容都被赋予了平等地位，都可以通过网络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扁平结构消弭了传者与受者的界限，改变了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使任何网民，无论尊卑，在网络中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在网络中寻觅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都可以成为网络文化内容的创作者，从而实现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诉求。在这个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空间中，任何个体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尽情地“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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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的概念来自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巴赫金对“狂欢节”的追溯。它不同于“日常的生活”，“提供了打破日常生活的压抑的机会，提供了被压抑者的声音在最大时可被听到的机会，提供了社会接受它通常所压制和否定的快乐的机会。狂欢的本质是它对规范着日常生活规则的逆转，狂欢的必要性源自被压制者最终对屈服于社会规范的拒绝”。[7]沉浸于狂欢中的人们不分等级和地位，不分演员和观众，摆脱了一切约束、禁令等现实中的秩序。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提供了一片几乎没有限制的天地，所以这种与现实分离的虚拟空间无疑构筑了类似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语境。但在这种狂欢式的语境中，民主社会所崇尚的自由却走了样、变了质。比如博客，被许多人称做言论自由的阵地，是一种个人表达意见、传播思想的网络出版方式，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具有个人自由表达与出版、知识过滤与积累、深度交流与沟通的功能。网络赋予人们的虚拟身份使得人们在博客上能够“畅所欲言”，而对国家、集体、他人的看法与感受全无顾及。因此，博客的出现使许多人认为人类已经进入真正言论自由的时代。事实上，博客与言论自由并非毫无干系，博客的发展提升了公众的话语权，公众的个人态度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优质的博客是提升自主性、发现真理、促进民主的良好方式，但不幸的是，诸如诽谤、煽动、挑衅、仇恨、威胁等言论在博客中却不断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博客不是又成了侵权和隐私暴露的代名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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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恶搞”，可谓网络文化反叛性的典型代表。“恶搞”又称做Kuso文化，是一种经典的网上次文化，它通过夸张、讽刺、搞笑的叙事来反映现实问题，引起社会关注。通常情况下，采用对经典文本的解构而达成调侃的使命，一部荒诞可笑的“恶搞”作品往往暗含了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通过对电影《无极》镜头的剪切、故事的重构可谓将对传统“艺术”的讽刺、戏谑发挥到极致，充分体现了颠覆经典、肢解传统、张扬个性、讽刺社会的反叛精神。但是，这种“恶搞”文化却又往往导致对崇高的解构、对权威的戏谑和对社会正统的反叛。“反叛和戏谑都是通过解构，在抵制痛苦中制造快乐，在低语和喧嚷中宣泄情感，将自身从现实的正常秩序中解脱出来。”[8]也就是说，狂欢性与反叛性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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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根性与精英化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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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新媒体文化带来了全民性的狂欢盛宴，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成为平民文化的象征。但是，新媒体的准入门槛（诸如技术支撑下的高成本）却无疑意味着它会将大量下层民众挡在门外，这也是新媒体文化目前尚无法摆脱的一个生存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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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便曾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知识沟”现象，当时这一理论还仅仅适用于广播电视媒介。伴随互联网乃至各种新媒体的出现，有学者又将其扩展至“信息沟”和“数字沟”，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进一步扩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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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新媒体的出现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找到了出路，草根阶层通过新媒体得以实现参与文化构建的诉求，但这种诉求的实现却必须依赖于新媒体的一系列技术操作。所以，首先你必须懂得相关的技术操作，否则你只能望“机”兴叹；其次，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监管环境虽然宽松，但信息内容的发布也并非随心所欲，你的发布内容必须得到后台管理者的应允。有学者即指出：“计算机的日益普及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管理的人数并没有增加，网络管理仍控制在极少数精英手里。大多数普通网民，表面上拥有大量信息，但却把自己分析、批判的能力交给了计算机。于是，懂得管理网络的技术精英获得了信息霸权。随着新的网络系统的普及，草根阶层与精英集团支配信息的能力差距越来越大。高科技社会日益分化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个部分，这种信息鸿沟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9]“信息沟”和“数字沟”加剧了文化分层，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差距不断被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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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新媒体文化虽然是一种平民文化，崇尚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但新媒体文化涌动的背后还是可以看到资本的影子。我们必须承认，新媒体文化的消费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网络的覆盖、硬件设备的购置以及通讯费、流量费等，都将限制新媒体在草根阶层中的使用。作为一种消费文化，新媒体内容的生产同样需要资本，包括内容制作、网络广告、网站建设、网络服务的开发推广、手机信息发布平台等，都需要大量资本支持。一系列的所谓“免费”服务，不过是资本吸引受众目光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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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尽管草根与精英都在寻找、构建自己的文化内容，都在新媒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平台和空间，但是新媒体文化掌控的权力依旧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而普罗大众无非是充当了信息参阅者的工具。可见，如何在媒体的平民化与高准入门槛之间寻求平衡，将是今后新媒体文化所急需面对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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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化与民族性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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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沟”和“数字沟”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群对信息与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创新能力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分化问题，而且是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因信息产业、信息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而造成的信息时代的南北问题。[10]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缓慢和发展迅速的国家之间；不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地区之间。从中国看，尽管信息技术在迅速发展，但是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同时，东西部地区及城乡之间，网民的水平与数量、网络设施建设、网络知识与技能的普及也存在明显差距。“数字沟”问题及南北差距的拉大，使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敌意和反感增加，对全球化的疑虑也增多。新媒体文化与技术具有很大关联性，技术决定了新媒体所能提供的服务，也构筑了新媒体文化的本质。从这一意义上说，谁拥有新媒体技术的控制权谁就掌握了影响新媒体文化走向的力量。因此，各国都对新媒体技术的研发不遗余力，信息技术标准之争也成为各国文化攻守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技术壁垒越来越高，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这无疑为发达国家借助新媒体对处于弱势的民族文化进行消解、同化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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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开放性是新媒体的主要特征，在广阔的新媒体空间中，国界等地理边界不复存在，人类可以尽情地享受交流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不同价值内涵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互相渗透也变得难以控制。当前，各国都已将对新媒体的控制上升到国家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看待，新媒体传播不可避免地成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群体攻守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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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一直有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通过这个进程，某些经济上的主控国家便系统地发展与扩展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控制、政治控制与文化控制……来自支配性国家的某些产品、时尚及风格样式（style）得以向依附性市场进行传输，从而产生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的观念和经验的支持，又对这些文化价值、观念和经验予以认同”[11]。随着政治上的殖民主义的消失，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却又悄然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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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文化通常是在冲突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在进化的同时也会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全球化趋势预示着文化融合与文化变迁的必然性，但如何在文化交流中守住民族文化阵地，是当前新媒体文化所必须思索的。国际化的审美趣味在新媒体中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或许并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毕竟文化问题的探索不会那么容易得出答案。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文化的民族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无论是中国的国画、德国的古典音乐，还是古希腊的雕塑、古埃及的金字塔，都是全人类共享的审美与文化财富，然而，它们都是根植、生长在各自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失去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人类的精神世界将会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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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何应对“数字沟”问题，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虽然是新媒体传播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化建设问题，而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世界各国的平等参与、深入研讨和共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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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媒体文化已将人类社会引向一个新的时代，它是初升的太阳，无论其当前的处境如何，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它的前景是光明的！然而，当我们沉浸于这曲盛世欢歌的同时，当前新媒体文化生存处境中的诸多悖论，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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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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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视野下大陆电视综艺节目的审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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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闻博 李玉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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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陆电视综艺节目的演变历程，是对大众文化不断靠近的进程，是大众传媒和资本市场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的过程，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运作加剧，规模复制和商业因素不断渗透到电视综艺节目的形式与内容中，电视媒介与生俱来的规模复制，批量生产的技术因素，图像呈现的感性刺激，与资本市场的商业运作一起，在节目编排中汇成电视节目的消费性内涵，于是，在大陆电视节目形态的演变中，娱乐性、审美性以及受众的情感表达也在不断突破传统文化的限制，媚俗化倾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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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文化视野下电视节目的媚俗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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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早在本雅明192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就有所涉及，1947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文化工业”一词，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以阿多诺、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吸收马克思主义中文化批判的理论，将大众文化视为统治阶级对大众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通过表面的繁华来掩盖复杂社会问题，以人为的温情消解大众的批判理性，进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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