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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主要是指对媒介的评价或批判，包括对媒介一切领域的正误分析、是非判断，正如小约翰所说：“批评就是运用价值进行判断。”[15]对媒介的好与坏、褒与贬的论述——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均属于媒介批评范畴。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从罗兰·巴特到布尔迪厄，从麦克卢汉到阿多诺，都对大众传媒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解构，媒介批评已成为西方思想家们关注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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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多年来一直重视媒介作品的分析，无论“新闻批评”还是“影视评论”，都总结了一些批评原则。把媒介批评的理念扩展到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不仅充实了媒介制度的批评内容，而且更具实践意义。这样一来，媒介批评学需要创立的学说架构，应把研究内容深入到三个视阈：（1）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2）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性的内容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媒介批评指出内容质量的优劣，有助于提高媒体的素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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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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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香港朋友拿起一张内地报纸直摇头。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说：“看不懂。”一句实话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平时看报也会摇头，许多报道文字也看不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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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强调：要按照‘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个转变’的工作思路，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职责’、‘三个原则’、‘四个要求和一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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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是否明白且作别论。作为报纸的读者来说，首先就不明白其中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所指的是什么；也就不明白它按照什么“工作思路”和要“牢牢把握”什么东西。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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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话空文言之无物，为什么总有人不断地写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只要领导看。因为长而且空，只有领导看得懂；即使非懂，至少似懂。有些领导平时就念惯了这种玄之又玄的报告，看惯了这种说了白说的文章，所以非但不觉其空，反而倍感亲切，赞誉有加。因此我想，只要还有领导看，便会有人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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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武，《深圳特区报》,199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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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批评虽然短小，但内容深刻、生动，对某些政治报道、工作报道的空洞无物批评得入木三分。这样的媒介批评看上去题旨芥微，其价值却是恢宏的，体现出深刻的新闻批评理念。（3）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就是社会效果批评。有许多传播内容掩盖、扭曲事实，误判客观事物的变化，表达错误的思想，严重误导了受众。媒介批评引导媒体纠正这类错误，提醒受众不被新闻所欺骗，不能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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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批评的实质与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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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在以下含义上使用媒介批评这一概念：分析媒介现象，评价媒介作品，反思媒介传播的得失。[16]在媒介批评学还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由于自身的本质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学者们不可能把媒介批评与传受活动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反思”，媒介批评观还难以深入实质领域。那时，人们对媒介的批评停留在宏观层面，颇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而局限在微观层面，批评又往往是零碎的、感性的、随意的，个人或某一机构对传播的狭隘理解主宰着对媒体的评论，又多在政治立场框架里指点媒体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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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位知名作家指责报纸报道的一条不该披露的消息，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混乱。尽管他的指责毫无道理，报道后也没有出现任何混乱，但记者或某些受众无力反驳这位声威显赫的作家。因为人们缺乏解读新闻的常识，只能以政治和“权威”人的意见作为权威性的批评。这种政治与权威主宰的批评范式，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政治主宰的范式里，传播的真实和效果理念遭到蔑视，媒介批评缺少媒体和受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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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媒介观总是把传播视为宣传或再现客观事实的二元模式，并将传播作为单面因素加以阐释，忽视对受众解读活动的探讨。其实，传播是由媒介、信息和受众共同构成的整体，受众的解读是媒介传播的重要部分，对权衡传播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传播内容引起受众的反响，是一种原生态的媒介批评形态，对媒体和管理机构还是一种未知的世界。要把未知、粗糙的意识转化为专业批评者的认识元素，必须掌握科学的批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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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作品只有在受众的解读中才能生机勃勃，它存在于受众的理解之中，并被受众所追求、所沉思。比如，新闻报道的完成，并非是新闻的完成，其实它还处在新闻传播的中途，受众的接受和解读才是新闻整体过程的终结。媒介批评的重要实质，就是指导“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17]，将传播内容的静态意义还原为鲜活的思想，探索和提升受众的解读规则、方法和认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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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每天都传播政治内容，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什么样的政治符合群众的需要，人民欢迎什么样的政治，只能由受众做出回答。媒介批评理论则是这种传播活动的直接、现实的反思，充当“反思的反思”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8]媒介批评使新闻理论内部各要素，诸如事实观念、形态观念、价值观念及政治观念的辩证关系真实地体现出来，给媒介准备一面清晰的镜子，让它们随时照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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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作为人类文化的分支，与人们对它的个性重现和全面考察相关，也与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无法分离。从本体论上回答什么是媒介批评，首先必须确定媒介批评在文化活动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媒介批评总是在传播行为和对它的研究领域来回滑动，以多种科学理念评析媒介。媒介批评学针对评价作品和媒体行为阐发系统的理念，把媒体的得失从理论高度给以综合把握。对新闻观念本身的批评，媒介批评学偏重于宏观研究，提出超出新闻本身的东西，即它的社会和人的意义。正如艾略特圈定的那样，“批评，按定义来说，是涉及它本身以外的别的东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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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和微观的媒介批评，也可称做两种流派，它们的视角虽有不同，但都应融入对媒介的综合理解。对传播作品的分析，比如某条新闻的分析，属于微观分析；而对媒介的立场与善恶的评价，比如我们批判CNN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则属于宏观的批评。客观批评派注重事实，针对客观实在的媒介现象指出它的好坏优劣，诉诸客观论的信念。理想主义的批评，承认并运用批评对象的永恒规律和最终真谛，揭示它的实质、真相或效果，用理论语言重构它的纯洁模式。这两种批评都追求真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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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到哪里去寻找，则因批评者而异。艾略特指出，批评“有可能获得我们自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暂时可以把它叫做真理，至于这个真理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是次要的，只要它们确实存在，且不管它们是怎样的”[20]。在理想主义批评家看来，这个至上目标是他的经历乃至他的潜意识，即他看到听到或想象到的媒介理念。但必须确信，对传媒而言，受众就是一切。受众来自社会各个角落，代表媒介进程的意志，媒介批评无疑应当反映这种意志。媒介批评最终追求的目标，需要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受众的价值要求，而不应是“不管它们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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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因为批评不仅是评价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活动，批评者有自己的一套原理和概念结构。如果说新闻作品是记者用一套语言系统对世界的再现，那么，媒介批评则是批评家用另一套语言体系对记者、作品、媒体和受众追求的再现。实现这第二层的“再现”，即第二境界，必须在批评中融入超越新闻报道原则和理论的其他学科知识。这样，媒介批评学对批评者自然是一种博大见解的注入，不掌握媒介批评学的实质，理解力和知识匮乏的人，是无法进入媒介批评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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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批评学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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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出版了传媒批评研究的专著，发表了近百篇论文，新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媒介批评学综合理论著作的框架不断创新。[21]批评观念总是“融化”在批评倾向之中，媒介批评学的研究对象应建立在批评的科学逻辑之上。这里需要回答的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发生关系时，保持在怎样的范围才属于媒介批评。如果越过了界限，可能变为政治批评、道德批评或思想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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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受外部世界的支配，因而，有人认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只能是它的“产品”。这种理念的片面性是明显的。所谓产品，是具有特殊文本形态的现实认识，以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的拟态事实反映社会。自然，批评家能够看到的并对它发表意见的唯一对象，首先是这个完成了的“产品”，而不可能首先接触作品之外的相关世界。我们将此称做批评的域内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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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内容较多地是社会事件被传播者选择、记录、加工的叙事性文体，解析媒介作品是挖掘传播者记事或创作的意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作品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任何媒介作品都有两个范畴，一是客观范畴，二是主观范畴，构成媒介的精神世界。解析传媒作品要从记者、编者的主观视野窥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握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性，从而揭示作品如何反映现实事件。例如，把新闻作品的内容同客观事件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记者意识的能动性，是很流行的一种批评倾向。在这种倾向看来，有什么样的生活，就必定有什么样的作品，事实有价值就是作品有价值。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报道对象同新闻作品混为一谈。不懂记者的立场对写作的指导意义与制约作用，也不懂事象原则的新闻报道规律。列宁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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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作品的形式不仅是作为内容的载体，而且是作为记者把握世界、反映生活的框架，具有特定的美学意义。一方面，内容寄寓在形式之中；另一方面，形式使内容定型化，反映传播者的社会视角。优秀的新闻作品通过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把人的生命感，把人类生活中潜藏着的哲理生动地揭示出来，给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这只能通过受众的感受来把握，而新闻批评则使受众把握得更深刻、更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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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学的域外对象不可能在批评家的视界里消失，非但如此，域外对象是域内对象的延伸，是批评者意识活动的外延，成为媒介批评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果媒介批评的内容只包括媒介作品，批评也就仅具有局部意义了。局部和整体不只相对而言，而且是对批评范围的分割，把作品、媒介活动和社会作为三维的目标，能提升整体批评的体制意义。媒体制度批判，是媒介批评范围的第二个视阈，委身于一定的社会，批评达不到这一界限就难以使批评建立制高点。现代媒体林立，以各自不同的动机发生传播和评价社会现象，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鞭挞媒体对正义和良知的践踏，不仅能指斥社会应负的责任，而且能提升媒介的伦理方向。媒介批评学必须以批判的力度否定有害的媒介结构与功能，塑造完美的媒体制度与功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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