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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董雪飞：《权利意识形态启蒙：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述评》，《今传媒》2008年第6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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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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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哈艳秋：《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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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陶东风：《文化批判的批判》，《电视艺术》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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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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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陈力丹：《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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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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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李岩：《媒介批评 立场 范畴 命题 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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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课题组：《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指标框架与定量测评》，《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2期，第4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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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陈经超、李雨笒、杨帆：《电子杂志广告效果探析——基于消费者的广告效果实验比较分析》，《广告大观》2008年第2期，第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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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转引自刘璐、段颖群：《强化新闻评论的科学精神》，《青年记者》2008年7月（下），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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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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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媒介批评的责任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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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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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批评到媒体素养：论传播生态中的媒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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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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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传播生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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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日益低下，已是很明显的趋势；不仅经济收入减少，公信力与社会形象更是一落千丈，民众对之怨声载道，将之视为社会中的“公害”，甚至连从业者本身也抱怨连连。[2]然而，这种处境是与大众传媒组织的许多争议、脱序、失范等偏差行为息息相关的。例如：报道方式的小报化、娱乐化，处理题材涉及侵犯个人隐私，以至于出现很多挂名、造假、虚拟，与故意设计的情况，早就使得新闻记者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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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段时间中，“媒体杀人”[3]更成为经常见到的词汇。只是，批判媒体的声音始终未曾间断，但生活环境中大众传媒的偏差行为却不曾减少，反而不断出现到令人麻木、丧失了想要发言与期待改善的一点点想法与动力。在中华传播学会2007年年会上关注女性与传播问题，且早在1980年代便倡导以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观点来探索新闻媒体表现的张锦华，便直言学者批评商业美女与新闻报道中的刻板印象越多，女性生活中的那种商业元素与固定形象却更加流行，甚至蔚为风潮；也就是说，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依旧，媒介批评只成了火车在高速行驶下大吠几声的小狗，实无益于真实生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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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媒介批评成了关怀传播环境者重要的改革工具，但20世纪的现实经验已经清楚地诉说着这一知识取向的局限与不足。毕竟，许多传媒问题中看似偶然的、随机的、瞬间的，以及值得批评的部分，其实都充满了必然的、模式的、恒定的，以及需要反省的脉络因素。因此，与其受到长期以来行政研究式传播理论（administrative research）及其相关价值的影响，关注片段的、行为的、现象的思考理路，倒不如深化我们在批判式传播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上的体认，重视整体的、系统的、结构的思考理路，更能促成某种理想情境的实现，这就促成了本文采取生态系统（eco-system）[4]视野，亦即将个人与社会动态相连的角度，来检视传播媒介及其所形成的各种现象。在这个面向上，传播生态（communication eco-system）是一种学术上的观点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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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提及这个字词必然会联想到Marshall McLuhan（1911—1980）与Neil Postman（1931—2003）等从人类整体环境或社会文明角度检视传播科技变迁的几位学者，他们视科技为媒介，并由此提出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想法，主张科技的影响既深且远，这凸显出传播在人类事务中扮演引领角色，但不能取代根本的人类价值，只是忽略媒介，我们对于很多事务的判断就形同暗夜赶路的行人一般。而仔细地对我们的生活加以考察，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自身以外讯息的接触早已变得容易，情况已非中文里“方便”这个词汇所能表达的。因此，人们日常生活互相影响所形成的传播生态，也不仅只是一个学术殿堂中的拗口字词，它更是一种生活事实的描述与说明，这在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2008年中国乳制品污染事件，以及今年（2009）的H1N1新流感全球感染现象中都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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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球化的日益普遍与深入，更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到经济层次以外的面向，既而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诸如迪斯尼卡通的影响，以及社会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5]等。因此，我们检视问题，常常不能局限在某地、某时，而必须进入一个对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有所认识的世界体系里。因此，生态系统一词中指涉各元素之间互相影响的部分，益发地受到我们的重视，尤其是传播科技的发明，已经从新媒介形式的出现，到旧媒介的不断改良、聚合以至辐辏式地发展，形成了有着自身独立运作逻辑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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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体系里，传播媒介及其形成的文化氛围，已经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生活环境。它既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感官、理解、情绪与价值，甚至也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感受与工作机会，继而连带影响着那个在形成中且不断改变的生活世界。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那个立基于科技与全球的大众传播媒体呢？如果我们对于新闻的报道与传媒的表现不满意，或是有意见要表达，它们会倾听我们的意见吗？它们会受我们的影响吗？最重要的是，那种与公众、社会、政府、国家息息相关的公共话语权，传媒组织又该如何改善，才能使之臻于完善呢？或是又该如何与阅听人分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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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系列提问的关注点很大，它牵涉到新闻与传播的专业、组织，与各种具体表现。过往，媒介批评便是试图在此有所努力；然而在现在的台湾社会中，有更多的人开始缩小关注点，并寻求民众的觉醒与社会文化的改变，传播学界也因而出现了媒体素养、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的新兴取向，试图将原先对传播者的直接关注，转移到从阅听人着手，继而促成传播者的改变。[6]诚如世新大学的罗晓南（2005）在相关专书中提到：如何帮助阅听人建立起一套“视（听）觉防御机制”，进而减少那种问题丛生的媒体所带给人们的负面影响，便是媒体素养的重要任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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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罗晓南的关注点在防御上，其实是被动的。在欧美国家中，媒体识读关注的是将各种媒体现象结合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中，并寻求传统教学方法的改善，以让学生们可以从小就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所理解，并有改良使之趋于完善的责任与动机；重要的是孩子们会在当中长大，并因而社会化为更负责任的公民。因此，他们更常使用的是媒体教育（media education）的观念，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深化文化的内涵，继而使得处于环境中的大众传媒也可以因而提升。这是一种可行，但必须不断检讨与反省的关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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