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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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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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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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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介批评以提高新闻专业表现为目标，新闻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专业自律机制。然而，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却并非天然地和谐一致，从理论上看，媒介批评的开放与多元性质，与专业主义的封闭和标准化相矛盾；在实践上，媒介批评时常否认新闻专业标准，冲击新闻专业自主与自治。因此，媒介批评研究需要仔细甄别媒介批评的性质与目的，在维护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介批评的开放性质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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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媒介批评研究者而言，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较少引起关注的问题。有时，研究者完全忽视专业主义的存在，将媒介批评视为独立的领域进行探讨；有时则直接把媒介批评置于专业主义框架之中，对于二者的矛盾与冲突不加考虑。无论是哪种情形，都将影响人们对于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解与认识，从而阻碍媒介批评研究的发展。因为媒介批评不同于文学批评，媒介批评所面临的对象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的社会专业，而非单一个体；媒介批评也不是单纯的赏析，它具有强烈的干涉和介入目的，力图通过批评影响媒介运作和表现。媒介批评与其所批评的对象——新闻媒介——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媒介批评研究不能将专业主义问题纳入思考范畴，则有可能无法正确认识媒介批评的性质；如果完全将媒介批评从属于专业主义问题，则又面临丧失媒介批评的公共价值的危险。因此，针对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上述问题，本文将系统地梳理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期获得有关媒介批评研究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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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媒介批评是指对于大众传媒新闻实践活动的诠释与评价，不包括其他内容。专业主义则是区别于行政控制和市场控制的一种同行控制模式（Friedson,2001），是一种社会专业与其他社会力量协商专业权限而确立起来的专业“门槛”，即专业精神、专业理想、专业信念、专业规范、专业技能、专业管理权限等的总和。对于新闻业来说，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业对外排除政治、社会力量的干涉，树立权威，对内统一规范、统一管理，以实现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要求，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本文认为，从最终目标来看，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从其性质与标准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矛盾。在理论上，媒介批评的开放与多元性质，与专业主义的封闭和标准化相矛盾。在实践上，媒介批评时常否认新闻专业标准，冲击新闻专业自主与自治。因此，媒介批评研究应当仔细甄别媒介批评的性质与目的，在维护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介批评的开放性质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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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性质的一致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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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探讨的媒介批评只针对媒介的新闻实践。毫无疑问，媒介实践远不止新闻领域，文艺作品（如影视剧、连载小说等）在大众传媒上所占比重远远超过新闻内容。但是，对于媒介文艺作品的批评主要借鉴了文艺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如欧阳宏生，2000；Orlik,2001），不能简单套用于媒介的新闻内容。运用修辞批评或叙事批评的方法分析、批评新闻内容，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如Van Dijk,1988；曾庆香，2005），但仍然不能取代基于新闻专业标准或者受众利益的媒介批评，这是由新闻媒介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进而影响了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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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有效运行的一个关键系统，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监视环境、整合社会和传承文化。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新闻媒介被看做是“第四势力”，具有监督与制衡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的责任与权力。中国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新闻媒介往往被当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兼具宣传与表达、沟通与联络的作用。无论在何种理念下，新闻媒介服务公众的基本性质，获得了普遍认可。因此，如何实现新闻媒介的这些功能、成就其“公共领域”的性质，成为媒介管理制度设计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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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专业主义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比如美国新闻业，在19世纪90年代走向现代化，媒介企业日渐成为按照专业分工、等级分层的科层机构，经营管理和新闻工作都逐渐走向专业化。而新闻业的专业追求甚至在19世纪中期即已出现（Banning,1998/1999），到20世纪初已较为普遍。在这一期间，新闻界开始成立专业协会、订立行为规则、开展专业教育，等等。但是，这一过程并非完全如施拉姆（1992）所说的“自清”行为，相反，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闻业应对外界压力的制度选择。当时人们对于黄色新闻等问题十分不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评者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包括立法监管、成立非营利的捐赠基金报纸等等。外部控制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在外界压力之下，新闻业也不得不试图通过专业教育和专业自律的方式来维持较好的专业表现、提升专业声望。因此，专业主义是妥协和折中的结果（谢静，2004）。即便如此，新闻业的专业自律机制也不如其他专业（如法律、医药等）严格、奏效，其他专业普遍采用的许可证制度在新闻业遭到了抵制，专业规范常常成为“没牙的老虎”，具有行业仲裁性质的全国新闻评议会也只存活了11年。这种状况反映了西方新闻媒介的两难处境：只有自由的媒介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是当它毫无约束时，又如何保证它为社会服务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没有控制的管理”（control without controlling）（Brown,1974）？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一些学者转而寄希望于不具强制力的媒介批评，如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兰贝斯所言：媒介批评的目的就是提供相当于执照的责任机制，同时避免正式的政府权力的干预（Lambeth,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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