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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业社会学的观点，遵守专业社区共享的职业伦理和行为规范，是专业主义的重要内容。西方新闻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一些被广泛认可的专业规范，它们不仅成为从业者的行动指南，而且成为专业认同的标志，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仍以客观性为例，与新闻界某些自然化观点相反，历史研究表明，客观性原则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般认为，市场和技术因素是客观性原则产生的两个原因（埃默里等,2001），而舒德森则认为，客观性原则成为新闻专业规范，正是满足了新闻专业实现团体认同和社会控制的需要（Schudson,2001）。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曾经这样描述其新闻专业主义理性：“记者也许是世界上最具多样化的统一体，不是目标的统一，而是手段的统一，一个经过训练的专家统一体”（Lippmann,1920
:67），而采访和客观报道就是专业统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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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闻业并非只有一元化标准。一些学者认为，在美国新闻界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标准与要求，比如客观与鼓吹、管道与独立（韦弗，1994）、守门者与倡导者（詹诺维茨，1994）、中立与参与（詹士栋、史洛斯基与包曼，1994）等等。虽然这些表述各异，但其实质却高度一致。通常，客观、管道、守门、中立被视为新闻专业精神的核心，而鼓吹、独立、倡导、参与则被视为对传统专业主义的挑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从业者并非如此抽象地看待自己的工作（Schudson,1995）。有关的调查显示，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大多同时拥有多种媒介观：比如敌对、解释和传播三种观念。结果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同时持解释和传播观，坚持一种观点的只占2％，比1971年的18％下降了许多（Weaver & Wilhoi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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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适度兼容的标准化是专业主义的追求，那么媒介批评则不然。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超出专业界限的批评往往反映了多元的标准与要求，有时甚至相互冲突。比如，女权组织、同性恋群体希望媒介增加对他们的报道、改善其媒介形象，而一些保守团体则批评媒介的这些报道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如果说类似批评仍然以客观为标准（只是各自对于如何客观意见不一），那么有些批评则把矛头对准了客观原则。比如美国公共新闻学的倡导者认为，正是媒介的客观报道，导致了公众的政治冷漠，因此新闻媒介应当突破新闻传统“堡垒”，通过积极行动而非旁观似的报道，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和对话（Rosen,1991）。这种观点直接冲击了新闻专业的核心价值理念，遭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传统主流媒介的强烈反对，但是在一些小城镇报纸得到了实践和推广，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新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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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媒介批评价值的多元化与新闻专业所追求的标准化形成了一定的矛盾，也给媒介批评研究带来困惑。比如，美国媒介批评研究者布朗曾指出，媒介批评是一种社会控制：当批评试图矫正媒介专业人员的行为时，本质上是通过改变社会的评价标准，建立一种普遍接受的趣味（Brown,1974）。大众媒介对大众艺术，包括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等的批评，使其自身成为这些艺术形式的一种重要的控制代理机构。通过批评，专业批评家建立起来的标准，成为社会赞成和接受某种艺术形式的标准。不过，对于新闻与艺术批评的标准，布朗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说，新闻批评是事后的，但批评的标准必须事先确立，并为公众、批评家和被批评者所了解。随意将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批评对象，则只能招来反对。这等于又为新闻界抵制媒介批评找到了托词。本文认为，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媒介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批评一样，也是在批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普遍接受的规范的，任何单方面的确定都难以获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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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闻专业标准与规范本身就是在是在新闻专业与其他社会行为者的协商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并且，在协商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新闻专业与媒介批评讨价还价，共同推进了专业规范的形成与变革。不过，由于被批评者的强烈抵制，这一协商的过程显得格外艰难，也正因为斗争与妥协的拉锯，不仅影响了规范的确立，也影响了媒介批评的健康发展。新闻规范的矛盾与冲突，既是媒介批评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原因，也是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媒介批评标准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又产生了关联，从而获得某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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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的建构与解构密切相关，用马尔佐夫的话说，“新闻业的每次重大变革都会导致批评的繁荣。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批评家及其批评内容来了解美国的新闻业。”（Marzolf,1995
:49）本文作者曾经分析美国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交互发展的历程：从专业主义的初步确立，到客观性规范的建构，再到社会责任论的挑战以及最近的公共新闻学的替代。这一过程揭示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贡献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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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形更加复杂，因为中国新闻的专业化进程与西方有较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介获得了部分经营和运作的自主权（Yu,1994），从业者在媒介功能、伦理规范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共识（陆晔、俞卫东，2003），因此，专业主义不仅是一种主动追求的理想模式，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运用与呈现。不过，由于中国新闻传统的多样性和新闻话语的复杂性（童静蓉，2006），专业主义只得到局部性、碎片化的呈现（陆晔、潘忠党，2002）。体现在专业规范方面，仍然有一些规范没有获得认同。比如，在有关付费采访、狗仔队、下跪采访等新闻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新闻圈内外的意见很不一致。而且，大多数意见分歧并非沿着专业边界展开，恰恰相反，一些对立观点在新闻圈内外都有支持者。对于这些争论的详细分析表明，批评者并非机械地运用中国传统新闻标准或者国外同行规范，而是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准与规范来实现特定的目的。例如对付采访费现象的意见分歧，反映了当前中国新闻业的认同危机，也是“新闻场”中彼此冲突的力量重构要求的体现（谢静，2006a）。而在有关狗仔队的讨论中，新闻业重申了真实、客观、监督、新闻价值等核心理念，在专业与商业、大报与小报的二元对立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中，新闻业力图重新建立归属意识和身份认同。不过，其中包含了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商，因此也是一个公共的过程，体现了开放和多元的媒介批评特征（谢静，2006b）。有关下跪采访问题争论的分析则表明，在中国当下新闻场域中存在着专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话语争斗（谢静，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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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媒介批评的实践表明，媒介批评有时的确以新闻专业规范为标准，但并不局限于专业标准，甚至经常挑战专业标准。作为各种价值观念的表达空间，媒介批评协商着新闻专业规范。这与新闻媒介的公共性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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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批评研究的目标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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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有关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分析表明，虽然新闻业为了免于外部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自律机制，一部分媒介批评也遵循新闻专业规范，但是媒介批评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与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封闭性和标准化产生了根本的冲突。媒介批评的实践可以突破专业主义的封闭与狭隘，促进新闻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也可能危害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主与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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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媒介批评研究需要对于批评的立场、标准和目的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社会价值和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媒介批评研究就是对于媒介批评的批评，而不是直接地评价媒介表现。为此，本文作者曾经提出，把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叙事，分析媒介批评的话语行为，展现新闻媒介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关系（谢静2005，2008），从而促进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的共同发展。根据上述有关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一致与矛盾，媒介批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目标与任务：分析媒介批评话语的现实语境，阐释其利益诉求，探讨它们对于新闻专业的作用与价值、局限与危害，以促进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的良性互动，在维护新闻专业的自主性和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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