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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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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的社会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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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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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话语在批评主体、关系和知识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建构了基于话语主体的身份权威与报纸本身的机构权威结合而成的批评话语权威。二是在批评的参与者包括批评主体、作为客体的电视剧、观众、电视剧的生产者以及《人民日报》本身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作互利的协同关系。三是确立与维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的批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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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它与社会是相互作用和建构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20]话语的建构效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社会身份与社会主体的建构、社会关系的建构以及知识与信仰体系的建构。就《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话语而言，我们将分析其建构了什么样的和如何建构批评主体、批评关系和批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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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评主体：话语权威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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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电视剧的批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文艺领域的管理者与监督者，包括：党政机关职能部门如各级宣传部、广电总局等负责人，半官方的有关各级协会如文联、作协等负责人等等；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专家与学者；电视剧的主要创作人员；《人民日报》的记者；其他广大的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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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批评主体通过在《人民日报》上的批评言说活动生长成一种话语权威。这种权威不为某个个体单独享有，而是作为一种话语整体发生作用。根据《辞海》，“权威”有两个含义：一是，“权力与威势”；二是，“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权威的产生有其社会物质基础，权威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21]权威必须与一定社会物质形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存在和发挥作用，如与权力、知识或某种符号结合在一起。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区分和论述了三种类型的权威：传统型、魅力型和合法型权威。不同的权威获得的途径是不同的，传统型权威是以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权威基于个人的不凡个性、英雄气概与罕见的神圣性献身精神。合法性权威基于所制定规则的合法性，它来源于以理性为取向建立的官僚机构。权威是根据严密的制度和程序产生，又根据这种程序和制度来发布命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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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建立合法型权威的意义上，《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树立了话语权威，其基本的方式是以各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其含义接近“正当性”。有学者指出，“批评的一个社会功能即社会控制，其副产品则是社会合法化”[23]。批评要建构自己的权威，影响社会控制，必须首先确定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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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合法性的建构之话语策略之一是表明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当批评主体的身份非常清晰的时候，对批评话语的评估往往转化为对批评主体权威的评估。上文所提及的五类批评主体除学界的作者以外，其他四类作者的社会身份都会在文本的适当位置得到说明，或是直接在作者面前直接冠以头衔：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电视剧《忠诚卫士》导演潘小阳”，“本报记者向兵”；或是在栏目中添加标记，如，注明此文章为“创作手记”；或是在文末介绍作者身份，如“大连市中山区侯文学”；最后一种身份标注方式，不像前几种那样身份定位明确，一般用于观众来信中，只是表明这是来自社会公众，给出其大致的地理位置。学界的专业人士的身份，一般没有明确的标注，这里显示出不突出专业批评者身份的意涵，同时也意味着专业人士的权威树立更需要依靠于其话语本身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不能依赖外在的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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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话语建构不是批评主体思想的自由飞舞，而是受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直接制约的。《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不同，其权威性指向也不同。文艺领域的管理者与监督者，其树立的是以政治为导向的权威。文艺领域的监管者是党和国家文艺方针政策的解释者、执行者、守护者甚至是制定者，他们直接代表了党和国家意志，他们的批评话语或是阐述社会主义条件下电视剧发展方向，或阐发电视剧的思想倾向与艺术成就，或是对某些电视剧的现象表明看法。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一个被授权发言的人在一个严肃场合表达他自己的正式话语，具有一种其限制与其机构的授权程度相一致的权威”。[24]而且，某些中宣部、广电总局等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批评话语可能与某些具体的政策或是管理行为直接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是与行政权力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对电视剧的制作和传播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强制力。如，2004年5月2日刊发的《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就加强涉案剧播出管理答记者问》，以新闻发布的方式，阐述相关的政策，对涉案剧的有关管理问题进行说明。这种政治权威的树立是由我国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电视的喉舌性质和党的领导绝对不可动摇，必须讲政治，必须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这是中国电视的安身立命之所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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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记者而言，作为专业的信息采集者，他们所树立的权威是一种信息权威。记者准确及时发布电视剧相关的信息，包括电视剧的拍摄情况、播出信息、观众反映、最新的文艺政策动态、电视剧的总体成果等一切具有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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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的有关创作者现身说法，将自己在电视剧生产制作过程中的理念、心得、创作意图等相关问题借助《人民日报》的阵地直接向观众来传达，他们指向的是来自于实践的知识权威。作为创作者的自我批评，他们可以直接阐明电视剧的首要意义，掌握意义协商的主导权；可以说明电视剧的创作过程，展示艺术成就等。如电视剧《忠诚卫士》的导演潘小阳写作的《蹚过真理的河》，阐发电视剧的主题：“我们力图通过《忠诚卫士》的情节载体和透过戏剧冲突所着力塑造的人物，使本剧的总体意蕴至少在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和开掘：财富与人性、信念与人生。”来自创作者本身对电视剧的阐释，从逻辑和情理上都显得更具有效性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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