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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组织与策划。《人民日报》的话语生产和建设必须依靠一定的资源，其中作为话语基本生产力的批评主体，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人民日报》以选择性刊登来稿、约稿等方式联系和聚集一批比较稳定的批评队伍。另外，还对于具体的批评活动进行组织策划。包括设立固定的批评栏目，稳定话语空间，如设立《大地·评论》、《看台人语》等；确定批评话题与主题，约请作者等；开展批评征文活动，如就“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面向社会征文组织评价和讨论；组织座谈会，就某部作品和现象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讨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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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议程安排与设置。议程设置机制是大众传媒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议程设置的基本含义是指媒介有一项突出的作用，即为公众安排谈论的话题，决定人们谈什么和想什么。也就是媒介对某一事务的强调程度与公众对同一问题的强调程度成正比关系。[27]这种议程设置是媒体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机制。《人民日报》所确定的批评话题与主题，既决定批评客体的出场机会，决定批评主体的言说机会，同时也影响受众对电视剧的收看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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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在批评话语中的主导作用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并有效地维持和持续发挥，关键在于其本身所拥有的资源。这种资源对其他批评参与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使用价值，所以才会在批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人民日报》的资源从基本的层面来看，就是所提供的发表载体与话语阵地，但是如果仔细辨识，其发表阵地和发表空间蕴涵着巨大的价值。第一是大众传媒的传播功效。大众传播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在其中传播的内容与涉及的相关人物，会产生与众不同的特质，而使一般的人与事得以突出出来，传播学中称这一功能为“赋予地位”功能。[28]第二是《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所致。《人民日报》是主流社会的发声阵地，能够以此作为话语阵地，意味着：或是主流社会的代言人，或是获得了主流社会的承认。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具有《人民日报》这种地位的报纸或媒体，就此一家，别无分店，其价值具有独特性和垄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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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的这种非凡价值我们可以利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来分析。布尔迪厄扩展了资本的概念，认为有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三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29]就此而言，《人民日报》的话语阵地与载体就是某种声望与关系网络的连接点。以《人民日报》为中心，形成批评主体、批评客体、观众和电视剧创作方互相连接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就是一种社会资本，其中暗含着不同资本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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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主体的文章如果能够在《人民日报》得以发表，意味着他的社会资本的提升：社会声望增高、社会影响力得到增强与扩大。而这种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间接转化为经济资本，因为名气与声望往往决定了作者出场的价码。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经济资本，如有些单位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重要的科研成果，成为晋升职称的有利条件；还有的直接给予经济奖励，规定发文一篇发给多少数量的奖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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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主体为了能够在《人民日报》上获得言说与发声机会，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布尔迪厄所指的“文化资本”。这种能力包括（1）良好的教育以及由此延伸的研究、分析和批评电视剧以及相关现象的素质，（2）掌握社会主流思想，并按照主流社会的思维模式、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去言说的能力。前者是文化资本的“具体的形态”，后者是文化资本的“体制的形态”。布尔迪厄指出“任何特定的文化能力，都会从它在文化资本的分布中所占据的地位、获得一种‘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并为其拥有者带来明显的利润”[30]。批评主体为了获得在《人民日报》的批评话语权，必须具有较强的分析批评能力以及掌握《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的话语模式。因此，批评话语必须与主流思想达成一致或是默契，必须在主流话语的边界之内，包括话语的内容与形式。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就是，《人民日报》的《看台人语》发表的是观众来信，但是我们发现，虽然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全国各地，但是他们的批评主题与话语模式也体现了一种与主流思想一致的形态。这既是《人民日报》把关所致，也是《人民日报》批评话语示范作用的结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批评主体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充满自利与投机的动机。实际上，《人民日报》上批评文章的最大优点是超越了一己之私利，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与人文关怀。他们是社会主流思想真诚的、自发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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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批评客体的电视剧，以及相关的创作方，在《人民日报》批评话语中的出场意味着被社会主流阶层所关注。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指导下，《人民日报》批评所指涉的电视剧大多数以正面、被肯定和被褒奖的形式出现。其批评客体多是反映社会主流的主旋律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在《人民日报》获得的肯定，必将为其带来许多正面的效应，包括电视剧受到的关注增加、创作人员社会声望的提高、电视剧收视率的提升等直接或间接益处。当然，也有不少电视剧以负面、被否定和被批判的面目出现，这是此类电视剧在此的边缘出场，主要涉及低俗化、过于商业化、过于西化等等。这反映了主流阶层对不良现象共同监督和校正的态度与立场，从而强化主流文化与主流规范在文化生态中的主导地位，用以指导和引导社会通俗文化和商业消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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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民日报》的广大读者和电视观众而言，通过阅读批评文章，成为《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所形成的整个利益共同体中隐秘的一员。借此，可以提高电视剧欣赏水平，把握主流思想与艺术动态，用以指导自己的收视活动，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意见领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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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建构了一种以主流思想和文化为载体的包含各类批评参与者的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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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评观念：主流规范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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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话语权威与批评关系的建构，最终的指向和基础是共同的思想、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这也是批评作为意义协商活动的最终目标。《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作为意义的协调与管理活动，其主要与首要目标不是在于电视剧理论体系的建构或是专业探求，而是在于意义主导权的掌握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主流规范的确立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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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主导权的掌握方式包括：一方面是按照主流文化和思想的规范和观念直接阐述电视剧的意义，以此指导观众和引导生产，另一方面是通过不断的言说活动，确立、宣传、维护和更新代表主流文化的电视剧的各种规范，让主流规范成为人们收看和批评电视剧的原则、框架和标准。由此，导致《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主题的不断重复，相同的主题在批评的舞台上循环出场。这些主题重复出场，不断陈述着代表主流文化的电视剧的批评和解读规范，显示着《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话语建设的成绩。这种成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批评规范的确立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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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批评规范，表现为一群有层次的话语陈述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批评规范是一个宏大的原则，下面可以区分出两个次级并存而且结合在一起的规范：一是电视剧必须依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评析，二是电视剧必须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再往下一层，可以发现下面一些主要的原则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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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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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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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正确的文艺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必须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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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须深入生活，真实反映生活，揭示生活和社会关系本质，表现和讴歌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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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强化精品意识，坚持电视剧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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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马列主义文论为指导，坚持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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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必须反映、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保持民族特色，使电视剧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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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博采众长、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丰富和推动民族电视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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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列举是不完备的。在每个规范下面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更具体的规范。我们不只是要探讨建立了什么样的规范，而且还要探讨这些规范是如何建立的。在《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中，规范的确立与维护有赖于以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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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的方式，直接宣示代表主流文化的电视剧的批评规范。或在文章的标题中直接表明，如《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讴歌新时代，山西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王艾生，1995年6月22日）。或是刊发理论文章，进行理论宣传，对相关的原则和规范进行理论阐述和说明，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电视文艺》（仲呈祥，1997年11月13日）。或是结合具体的作品和现象进行评述，展现抽象的规范，使其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如《追求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统一——部分电视剧创作概观》（仲呈祥，2000年4月22日）。或是将主流规范与新剧作、新的情况结合，扩展主流规范的意义乃至边界，使原本难以纳入主流规范的剧作和现象纳入进去，进行的必要的与时俱进的阐述，保持主流规范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或是通过对符合和坚持主流规范的剧作和相关现象的肯定和赞扬，不断呈现、确认和强化主流规范。或是对不符合主流规范的电视剧进行否定性评价，在否定性评价中，指出其违规之处和危害，并通过肯定性判断阐述正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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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通过多种话语策略，在批评参与方共同的努力下，《人民日报》建构和阐发了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视剧批评规范。这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话语建设最重要的实绩。这些批评规范的建立，和《人民日报》的批评话语本身的文本特质，包括其话语风格、主题结构和批评图式的示范和教育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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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春祥，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副教授，成舍我纪念馆新闻史研究中心协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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