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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艺术批评要走出目前的新困扰，就需要毫不犹豫地实施自身的批评战略转向，这里暂且称做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这种素养论转向是说，学术型艺术批评应当走出以往的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困境，转而集中关注全体国民对于艺术产业的大量制作和新闻消遣型批评的大量轰击如何加以识别、鉴别、辨析和批判等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如何提升国民艺术素养的问题。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意味着艺术批评要把国民艺术素养作为自身的新的核心问题加以探究，这要求批评家进入新的国民艺术素养的问题情境中，着力提升当前电子媒介时代面临困扰的国民艺术素养。当然，严格说来，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应当更恰当地理解为总体上的艺术素养论转向在批评领域的一种具体展开而已。总体上的艺术素养论转向应当导致完整的艺术素养学的建立，在其中艺术素养批评可以承担自身的部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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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向询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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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担提升国民艺术素养这一新任务，就需要探索建立艺术素养论批评的途径。在这方面，目前有许多急迫问题需要做起来，但限于篇幅和论题，这里只能就艺术批评需要寻求的新的批评方式的内涵做点初步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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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批评方式领域，有必要同时借鉴来自艺术批评内部和外部的理论资源。从艺术批评内部说，美国批评理论家卡勒（Jonathon Culler）曾归纳过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四种特征：第一，理论具有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y）；第二，理论具有分析性和沉思性（analytical and speculative）；第三，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a critique of common sense），即是对被认为自然而然的那些概念的批评；第四，理论具有反思性（reflexive），是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发出的质询（enquiry into the categories we use in making sense of things）。[3]这里的第一、二条分别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学科特征和思维特征，而第三、四条其实正可以视为对当前文学批评的质询特征的一种阐明：文学批评要向现成的已被误认为自然而然的那些文学常识或观念发起挑战，揭露其人为性或虚幻性；同时，还要向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所赖以建构的最基本的知识范式发出更为根本的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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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乔纳森·卡勒主要针对文学批评理论发言不同，美国电视批评理论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则从当代电视批评的新特点及其对艺术批评理论的影响出发，揭示了当代批评区别于传统批评的新特征：“相形之下，传统批评强调艺术作品的自律性，而当代批评注重文本与特殊文本之基础的惯用技法之间的关系。传统批评以艺术家为中心，当代批评注重文化产品制作的环境，即对产品生产及产品传播渠道起作用的外力。传统批评把意义看做一件艺术作品的特性，当代批评将意义看做读者或读者群体参与文本的结果。传统批评的任务在于确立作品意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划分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当代批评审视已有的文学准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将非文学与关于文本的批评理论话语包括在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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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显示了当代批评理论的四方面新特征：注重文本与惯用技法的关系、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环境、观众在文本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对现成文学准则的审视和文学研究范围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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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义上，当前艺术批评实际上已具有詹姆逊意义上的“元评论”（metacommentary）特征。他在《元评论》（1971）一文中宣告，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理论或批评已经衰落：“对企图发明一种连贯、确定、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的努力，对企图以衡量各种批评‘方法’来找出对所有时间和地点都适用的某种普遍结合的努力，我们现在都能断定其毫无结果。”取而代之，他认为文学“评论”本身现在应该成为“元评论”——“不是一种正面的、直接的解决或决定，而是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作为“元评论”，批评理论不是要承担直接的解释任务，而是致力于对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这样，批评理论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也就是“元评论”：“……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决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做。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5]这里所说的“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正体现了“元评论”的特点。对于注重历史视角的詹姆逊来说，“元评论”意味着返回批评的“历史环境”上去：“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6]这种“元评论”其实是对于批评理论思路的历史预设和历史语境等条件的重新发掘和再确认，既承认批评对象或客体自身的历史语境依存性，也强调批评理论的历史性和自反性。所以，詹姆逊在论文结尾归纳说：“评论之评论的目的在于找出潜意识压抑力本身的逻辑，找出它从中产生的环境的逻辑：一种在它自己作为语言的现实之下隐藏它的表现的语言，一种通过回避过程本身而显出被阻碍的客体的闪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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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批评的外部看，来自传媒学科的媒介素养论和媒介批评目前已远远走在艺术批评的前面，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进展和成果，因而尤其值得重视和借鉴。美国媒介素养中心（The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简称CML）曾提出考察媒介素养的五个核心概念（five core concepts of media literacy）：第一，所有媒介都来自建构，有建构原则或非透明性原则；第二，媒介讯息由拥有自身规则的创造性语言建构成，有编码与规约原则；第三，不同的人对同一媒介讯息可有不同体验，有受众解码原则；第四，媒介含有价值和观点，有内容性原则；第五，多数媒介讯息被组织传送旨在获利或获权，有动机原则。这五个核心概念或原则都旨在以专业化的媒介研究概念系统去承担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任务。同时，美国媒介素养中心还进一步提出媒介素养的旨在“解构”的“五个关键问题”（five key questions of media literacy），即：谁制造了这一讯息？使用了何种创造性技术来吸引我的关注？不同的人在理解这一讯息时与我会有何种不同？这一讯息表征或遗漏了何种价值观、生活方式及观点？他们为什么要传送这一讯息？[8]在笔者看来，这五个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都建立在对媒介系统的不信任这一基本判断上。不是信任而是不信任，成为媒介或媒体留给社会、公众的基本形象。这让笔者联想到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名言：符号的本性是“说谎”，符号是“从能指角度替代他物的东西”，从而符号学在实质上是“研究可用以说谎的每物”的学科。[9]照此推论，艺术媒体的本性就该是骗人，如是，那么素养论转向时段艺术批评的主要任务，就该是培养社会公众免遭艺术媒体及新闻消遣型批评欺骗的素养了。这多少有些偏激，但也正由于此，美国知名媒介批评家凯尔纳（Dauglas Kellner）标举“批判性媒介素养”[10]和“批判性媒介教育学”[11]。无论如何，有关媒介素养的五个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都可以大胆地借挪到艺术批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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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上述来自艺术批评内外部的资源，可以提出一种新的学术型艺术批评方式构想，这就是询构批评。如果说，上述来自艺术内外两方面的批评资源，更多地承担的只是对于艺术和批评自身的消解、解构或批判任务，那么，作为我国大陆实施的学术型艺术批评新方式，询构批评应当既是质询的同时又是建构的。因为，当前我国国民艺术素养的养成，不仅需要解构而且更需要建构。在西方国家，大众媒体是独立于政府而运作的，公众可以对它们合理地起疑，从而艺术批评的质询任务就变得相对似乎不证自明了；而在我国大陆，大众媒体是政府办的，公众长期以来总是被告知它们是政府喉舌，具有不可置疑的可信度，从而批评的质询、批判等否定性任务就恰恰需要证明，甚至需要从根本上在教育体系中重新输入。因此，询构批评的建构功能在我国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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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艺术批评的属性上看，笔者所设想的询构批评应当是一种在质询与建构中濡染国民文学素养的批评方式。这就是说，这种属于艺术素养论转向时代的新的艺术批评方式要肩负着质询、建构和养成等使命。首先是质询，就是（1）向作为当前消费文化或娱乐文化的艺术产业及其一整套机制、（2）向新闻消遣型批评、（3）向娱乐欲望强烈的社会公众以及（4）向艺术批评本身的所有方面，都发出大胆质疑和探询。不起来向上述四方面发出质询，就无法走出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的旧视野而承担艺术素养教育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的包装术、新闻消遣型批评的时尚流打造策略、社会公众的流行趣味追逐三者之间，如今时常形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共谋”关系，需要发起质询。其次是建构，这就是把上述质询性或批判性话语翻转为国民需要的积极的建设性艺术素养，加以倡导、阐发、输入，以增强国民对于虚假艺术生产、传播及消费的“免疫力”。建构，意味着把在西方盛行的解构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等话语转变为我国艺术素养教育需要的建构因素加以移植。再次，这种建构过程毕竟属于一种长期的自主养成过程，需要运用艺术教育和个体修养手段去加以养成。在这里，可以借鉴来自传播学和媒介学的“分众”理论，开展各类国民群体的艺术素养养成教育。国民艺术素养当然不需要政府强制或精英责问，而需要个体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涵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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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素养论转向时代的询构批评家，其新角色在于引导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国民，对艺术作品采取新的将信将疑的态度。这就是说，不再是启蒙论转向时代的坚信不疑，也不再是专业论转向时代的半信半疑，而是似信而疑、似疑而信、信疑不定，属于一种新的失信起疑状况。批评家就是要在这种对艺术将信将疑的时代情境中，起来质询艺术品及相关现象，以及某些新闻消遣型批评，把它们看做全部编码的文化产业和娱乐新闻的制造物。质询，当然就是带着一种将信将疑的基本态度去质疑和询问。这种询构批评所依托的知识论范式，应当从艺术真实性、艺术符号学原则，变成艺术编码论或艺术素养论原则，其核心概念应有来自上面的CML所说的建构性或非透明性、编码与解码、动机等原则。这样，质询就是向艺术品的编码系统和新闻消遣型批评的编码规则等发起质疑和询问，揭示它们的以建构性或非透明性为基础的人为制造属性。从坚信无疑到半信半疑再到将信将疑，国民的艺术素养会随着询构批评的介入而得到逐步提高，其面对艺术垃圾和新闻消遣型批评轰炸的免疫力会逐渐增强。同媒介批评维护媒介的公信力（credibility）相对应，艺术批评需要维护艺术的公赏力，这是包括可感、可思、可玩、可信、可悲、可想象、可幻想、可同情等在内的艺术的可供公众鉴赏的综合品质。当然，重要的与其说是批评家去质询，不如说是批评家让国民去学会质询，养成质询的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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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艺术素养质询、建构和养成，其实不单纯是一种艺术批评使命，而从根本上说是艺术素养教育、艺术素养学的使命，是包含艺术教育、媒介教育等在内的综合性艺术素养教育。这种艺术素养教育涉及儿童、少年、青年、成年、老年等各年龄段国民的艺术素养养成，因而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及职后等各阶段教育的共同使命。正如凯尔纳借助“文化研究”视角所看到的那样，“重要的是寻求一种发展批判性媒体教育学的计划，教育我们自身以及他人怎样批判地破译媒体讯息并且追踪其复杂的影响范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公共文化的产品中察觉出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声音与语码，同时把霸权的意识形态同那些颠覆主流观念的图像、话语和文本等区分开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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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询构批评，面临诸多新挑战，其中尤其尖锐的一种在于，究竟应当运用何种方法开展国民艺术素养研究和教育。在笔者看来，我国大陆学术型艺术批评走出过去已有的理论阐释和个案分析旧格局，引进新的实证调查研究，势在必行。国内外媒介批评界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媒介批评界经过长期探索，已建立起一整套实证调查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这就是说，询构批评急需适度借鉴媒介批评的实证研究方法及成果而尽快起步。询构批评当然可以继续坚持理论阐释加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例如，凯尔纳在媒介批评中就采用一种他自己选择的“多重视角的方法”：（1）讨论文化制作与政治经济学、（2）从事文本的分析以及（3）研究文化文本的接受和运用。[13]这种理论阐释加个案分析的方法诚然可以借鉴，但毕竟需要把实证调查作为它们的有力的实证性支撑。在这方面，引进媒介批评的实证调查研究方法似乎已变得刻不容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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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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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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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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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詹姆逊：《元评论》，《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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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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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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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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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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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媒介批评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更不能用符号分析、议程设置等西方理论简单地代替它；它也不是一般新闻理论和新闻报道方法的反思。媒介批评学在我国还很年轻，出现某些幼稚倾向是无可后非的。研究媒介批评的人必须明确研究的对象，引导批评家和管理者科学地评价媒体。新闻理论是新闻活动的理性概括，传播学是信息传播的类型、模式和一般规律的探索，媒介批评学则是对媒介活动的现实反思。构建媒介批评学，急需克服把媒介批评混同于西方传播学、文化学、媒介经济学和新闻学，由对媒介作品的分析推进到宏观批评的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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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正在引起媒介从业人员和新闻传播学者的注意，一支媒介批评家的队伍正在聚集。管理部门、受众和学者对传播内容的强烈反思，转移到如何分析、评价媒介行为，正在深入媒体的各个领域。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媒体活动，让受众正确理解媒介及其传播内容，导致媒介观念的彻底变革和新闻解释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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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住媒介批评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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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学探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及其方式与效果的正确解读，归纳和提炼现实的媒介规范，指出媒介批评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理论化的途径，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评价的概念体系和范畴。可是，当提到媒介批评或媒介批评学时，许多人又把西方传播学搬出来，支起炉灶，大炒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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