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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谢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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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姗，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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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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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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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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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rown，1974，转引自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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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褚思真、刘晖译：《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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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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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Macdonald,1995；Freidson,1994,转引自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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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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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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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包亚明译：《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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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上，第192-193页，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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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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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媒介批评的现实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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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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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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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锋 周建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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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几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同时存在不少问题，如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若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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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现代传播》——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了中国内地首次媒介理论批评研讨会，共刊登发表了6篇文章，介绍了媒介批评的起源、定义、特性、职责、理念、方法等。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我们注意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媒介批评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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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界同仁首次聚集于此，对媒介批评展开研讨，这将为十几年来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做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也将为中国媒介批评接下来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电视发展50周年，这又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增加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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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批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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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与大众媒介的发生发展相伴相随，以美国为例，媒介批评往往是在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负面问题时，担当着矫正、监督、制衡的角色、职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流行着煽情主义、商业主义等不正之风，各大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争相报道黄色、暴力、毒品、犯罪、灾难等负面信息，引起政府、研究者、读者的强烈不满，因此，美国新闻界开始反省，展开新闻自律大讨论，在这种背景下媒介批评应运而生。至今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媒介批评研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内地，媒介研究也只有十几年。尽管如此，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还是对媒介自身发展、媒介学术研究的拓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引领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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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实意义——促进媒介生产自觉自律。如同艺术生产、文学生产一样，完整的媒介生产应该包括品评、鉴赏、批评环节，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产品引起的媒介现象、营造的媒介文化给予价值判断，因此只要媒介存在，媒介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就如同媒介的一面“反光镜”，时刻给媒介发展以警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研究传入中国，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尽管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但同样面临着转型，媒介市场化、产业化趋势不可阻挡，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媒体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滑坡，出现滥用监督权、侵犯隐私权、“有偿新闻”等现象；第二，媒介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更是带来了精神污染；第三，泛娱乐化、低俗化带来不健康的媒介文化；第四，传统的媒介管理体制不断受到置疑。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都能听到媒介批评的声音，例如对唯收视率、唯收听率、唯发行量的媒介评价标准的批判，对媒介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拷问，对媒介伦理、媒介素养、媒介法规、媒介公信力、媒介美誉度的呼吁，对传媒体制种种弊端的质问，等等。及时指出了媒介发展中的不良现象，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些不良势头的蔓延，基本回答了媒介发展中面临的困惑和迷茫，为净化整个媒介的生态环境，促进媒介生产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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