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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评选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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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该报选题契合网络新闻的发展历程——每一次重大的新闻事件，无论是“两会”、“七一”、国庆还是伊拉克战争、世界杯、奥运会，《中华新闻报》都会一边报道新闻信息，一边对国内各新闻网站的报道工作加以批评。结合社会发展的背景，我们也能看出该报选题贴合时代发展的潮流：2003年被称为“网络发展年”，《中华新闻报》在这一年里就刊载了多篇讨论新网络技术与网络新闻融合的批评文章；2004年，中文上网成为我国主流的上网方式，该报便对中文新闻网站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等等。不仅如此，该报的选题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早在1999年，在社会普遍还在了解互联网阶段之时，该报就从人文主义的角度，邀请多位业界专家，以对话形式，连续刊载了17期《网络时代的人文关怀》，预测网络新闻媒体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提醒读者要用客观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具有强大能量的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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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该报的选题还紧密地配合国家对网络新闻的管理工作。笔者挂一漏万地以国家治理黄色新闻网站为例，2004年、2006年和2007年，国家针对发布黄色新闻的网站联合多家部委进行了专项行动，而《中华新闻报》针对网络新闻的色情信息的批评一共67篇，正是集中在2004年、2006年和2007年。（如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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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评的形式、方法多样，广纳百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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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份行业报纸，该报的批评实践多为“业内批评”，从传播学的视角进行批评是最普遍的现象。通过定性或定量研究，依据西方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对网络新闻的“把关人”、“受众”、传播内容、传播特点、传播效果和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阐释。同时，也有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角度的解读。不仅如此，有些批评采用社会学学理来思考网络新闻的新闻价值异化现象，有些批评从法学的角度探讨网络新闻种种弊端的解决之道，有些批评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网络新闻对于网络媒体市场开拓的重要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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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新闻报》没有固定的批评家，广纳百家之言，体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些作者，运用灵活的批评形式，或结合自己的感想体验，以随笔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网络新闻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或根据自己的实践与观察，以评论的形式将网络新闻与传统媒介、政治活动、社会文化联系起来，揭示网络新闻传播规律的实质；或基于学术层面，以论文的形式对网络新闻进行深刻而科学的理论鉴别。这些文章，或是一句话的专业点评，或是寥寥数笔的读者来信，或是长篇大论的学术文章，每一篇都遵循了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则，以思辨、阐释或批判的态度对网络新闻的各类情况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在这些声音中，有专业的学者，有在新闻一线工作的记者、编辑，也有管理新闻业的政府官员，更有网络新闻的普通受众，《中华新闻报》集思广益，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多样的批评声音，更为这些作者提供了观点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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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批评专业性、学术性强，批评诉求重管理、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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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作者群体和主要的批评形式来看，《中华新闻报》的批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批评实践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但与学术批评重理论、重批判的诉求不同，该报的批评诉求更重管理和规范。其一，总体看来，该报的批评诉求与网络新闻的发展现状呈现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鲜明对照——新兴的网络新闻呈现的是放纵、混乱、无秩序的现象，而批评文章明显体现的是控制、定型、秩序和恒常化的规范力量；其二，该报批评实践所做的价值判断，呈现的是评判性价值判断和规范性价值判断的相辅相成[64]。也就是说，该报的媒介批评高于具体个人的批评能力，不仅断定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意义，也会针对客体的行为规范对客体的状态和属性提出要求。这些都体现出了该报的批评重在管理和规范的特点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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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华新闻报》在其媒介批评实践中体现了很强的“桥梁”作用和“治疗”作用。“桥梁”作用可表达为：“学术—政治—业界”，即《中华新闻报》借助其独特的受众覆盖范围，将来自学术研究的批评声音传递给新闻工作业界，同时也把业界的批评声音传递给学界，并把两种批评声音统一在党和国家管理的思想、方针之下。可见《中华新闻报》为把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媒介批评实践从学界推向业界，形成良好互动做出了积极的尝试。“治疗”作用主要体现在该报的批评实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建设性，其批评的重点总是落脚在“建设”之上，批评和研究密切结合，一切批评都指向于解决问题，所以其批评实践总是面对最现实的问题，并及时提出可行的应对之道，确保我国的大众传媒时时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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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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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中华新闻报》媒介批评实践的良好特点和积极作用的同时，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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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判何曾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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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一大重要职责，是为受众提供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批判则是实现这一职责的一把利剑。诚然，文章当然要观点正确、形式新颖，但这并未尽如人意，因为一篇批评核心的魅力，在于言之有物、有褒有贬、风骨尽显——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新闻报》这个媒介批评的平台虽具有批评的态度，但是缺乏批评的锋芒与锐利，未免失之温和：618篇文章，61%是温文尔雅的学术论文，8%是新闻报道中对于网络新闻予以肯定的评论；而在29%的评论中，还有文章出现了套话、教条和打官腔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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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评怎像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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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文科考试的人都知道，简答题的特点就是围绕题目言简意赅地列点进行分析，只求面广，不求深刻——这也恰恰是《中华新闻报》登载的诸多批评文章的共有特点。不管什么论题，在报纸有限的篇幅里都能列出几大方面几大点全面分析，但是每一点都如蜻蜓点水般写出寥寥数语。可见，这些批评实践对事实梳理的追求远远超过对问题本身的思考。这样会导致支撑论点的论据不足，论据对论点的论证缺乏合理、有效的论证过程，从而减弱了批评的逻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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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新闻报》“简答题”式的批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观点和材料缺少创新的内容，对于新闻学、传播学学界的概念拿来就用，描述多于分析，研究不够严谨和完整，更有甚者把媒介批评作为贴合某项政策的解释工具，这间接导致了批评呈现出实用化和工具理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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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者声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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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笔者曾提过，《中华新闻报》的媒介批评呈现了“桥梁”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桥梁”是二维的，只架立在学界和业界之间——那么读者在哪里？在笔者研究的样本中，618篇批评文章仅有4%的数量来自读者，难道学界和业界在探索新闻发展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听听读者的声音吗？虽然读者的批评更多是非专业性的，但这些批评“来自于生活、来自实践，常常针对性强，能迅速引起人们的共鸣”[65]。社会主义大众媒介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加强读者的声音，这不仅能够加强《中华新闻报》媒介批评工作的互动性，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的性质，也能扩大该报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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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族传统无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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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新闻报》的批评实践结合了多种手段和方法，这点无可厚非。但笔者发现，这些批评多是在西方学术理论的框架之下进行的，相比之下使用我国民族文化和理论的批评寥寥无几。当代中国的媒介批评实践应当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优秀成分的批判性汲取的基础之上，而现今囿于西方理论（尤其是传播学理论）思维之下，显然体现出了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基础不扎实以及民族理论建设的急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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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对于西方理论的模仿是一种缩短差距的进步表现，但是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媒介批评者所面对的最艰难的工作。塔尔德曾说过：“堆砌新词比较容易，掌握母语，逐渐改良语法要难得多。向获取或受赠方向前进比较容易，向必要的取代与牺牲的方向前进要难得多。”[66]我们需要对民族文化积累下来的批评传统和实践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梳理，需要去了解这些传统中哪些需要我们继承发扬，哪些需要被取代与牺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工作，需要中国之气派，而决不能仅止步于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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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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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中华新闻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和加强其媒介批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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