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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教学宜落实在各学门（科）的理论上，以专业学术作为指引，发展出对大众媒介现象的批评，以别于“媒体识读”与“媒体素养”的通识性质的教学内涵。换句话说，在媒介批评的课程教学中，引进多种学术理论，诸如人文学科、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与心理学等等，注入活水源头，并采用学术的方法（methods）或途径（approaches），奠定“媒介批评”教学的学术内涵与价值（黄新生，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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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在《遮蔽的伊斯兰：西方媒体眼中的穆斯兰世界》一书中，从“东方主义”的兴起与演进背后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探讨若干西方媒介如何虚构一个不存在的或扭曲的穆斯兰世界，误导西方的阅听人对穆斯兰的认知（阎纪宇译，2002）。萨义德立论严谨，对媒介现象的深入解释，可说是基于学术理论的批评，鞭辟入里，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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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谢静的著作《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从叙事理论与专业主义理论的视角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的历史主题、机制与规范，并且为中国的媒介批评探求思路，是颇有新意之作。她在书中指出：“（美国的）媒介批评在提升新闻专业水平、提高媒介声望的同时，其负面评价也将破坏新闻业的形象、损害新闻专业的权威。新闻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一方面不得不根据媒介批评的要求，改革实践方式、修补专业理念、改善自身形象，另一方面又必须抵制媒介批评以维护自身权威。在这样的困境中，美国新闻业对媒介批评的反应，更多的成为一种策略性的仪式：媒介批评成为新闻专业建构自身权威的工具。”（谢静，2005：45）这种基于叙事理论的媒介批评的解读，相当令人为之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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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叙事论点，自1928年俄罗斯民俗学者卜罗普（Vladimir Propp）以降，历经语言学家、人类学者与传播学者的修补增益，已经成为一套严谨的学术理论知识（黄新生，2008）。例如，威尔莱特（Will Wright）也采用叙事理论针对电影媒介做分析评论。他在《六把枪与社会：对西部片的结构研究》（Six Guns and Society:A Structural Study of the Western）一书中，采用博克（Kenneth Burk）的社会结构、利瓦伊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的部落神话概念、卜罗普的民间故事功能概念，从而发展出一套整合性叙事理论，针对西部电影的结构与象征进行分析，并在美国历史与机构发展的演变脉络下，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释与评论，令人叹服（Wright,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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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媒介批评”的教学落实在学术的理论与方法，针对大众媒介的文本与表现进行分析探讨，多能提出深入的、发人深省的批评观点，而发展出与“媒体识读”和“媒体素养”有所不同的教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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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典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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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说明上述的论点，笔者试以“传播与发展”议题为例，配合该领域理论典范的转移，找出“媒介批评”教学与研究上的重心与主题，针对大众媒介的文本与表现进行诠释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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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传播与发展”的学科领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理论典范（theoretical paradigms）——“典范”在此处指的是一种宽广意义的知识架构（intellectual framework）——典范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大气候之变化，出现主流的与另类的知识，而有着典范的转移（Pieterse,2001）。此外，“传播与发展”理论具有跨界（border crossing）的性质，也就是随着“发展”理论典范的出现与转移，相关“传播”领域的理论随之转换（transformation），对于传播媒介的功能与议题有着不同的、重大的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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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次大战以来，传播学者相当关切国家发展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认定传播对发展扮演重要的角色，唯有透彻了解两者的关系，才能够设计有效启动社会变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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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发展，其概念源自西方，在二次大战后才应用在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发展一词有着分歧的定义与观点，但是发展总会涉及复杂的互动过程，牵动人们、科技、社会与政治机构之间的争斗，企图表达对未来的价值观及达到目的的途径或方法。简洁地说来，“发展可视为对生活质量有系统地改进，由参与其过程的人们所界定”（Storey,20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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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展理论则是人们对当下时代的问题或状况的响应（reaction），自然有着不同的角度与论点（Pieterse,2001）。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于发展的思考，至少有三大理论典范的转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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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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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赖（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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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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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理论出现在1950年代，由美国倡导，成为当时主导性的（leading）发展理论，用以解释、指导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的经济、传播发展。该理论认定发展应该是由政府/国家所领导的经济成长（growth），以西方为模范，脱离传统并迈向工业化，寻求外国援助，是一种直线性的进步观念（linear progress）（Pieterse,2001）。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成长是以国民平均所得与全国总生产量（GNP）作为衡量的标准，并未考虑所得分配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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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冷纳（Daniel Lerner）出版经典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指出现代化的过程有“都市化、识字、媒介参与、政治参与”等四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与统治者为摆脱动荡与贫穷的恶性循环，必须在都市化、工业化、传播媒介的使用等社会情境中，将国家与人民带入过渡阶段，进而逐步达到现代化社会的理想愿景。（Roberts and Hit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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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理论尊尚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将之转变为世界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的通则或典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亦步亦趋的学习对象。这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蕴涵了一种赛跑模型（跨栏赛），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好像是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赛，要不要加入全凭各国的意愿或决定。欧美国家是先进者，其他国家则是后来者，各国各自凭其内在的动力及互相采借（尤其是后来者借鉴先进者的经验，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发展）而向前发展，也许有一天这些向往现代化的国家，能达到‘现代社会’的境界，各方面都像现在的欧美国家……赛跑模型蕴涵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即参不参加竞赛悉听尊便，不会被勉强，但事实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与此不符，是被强迫参与竞赛的，如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黄瑞祺，2002：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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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以今日的眼光来看，现代化理论浮现不少的缺点，最严重的不外乎：“单线进化史观”、“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传统与现代过于简化的二分法”等等。这些价值观强加在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根本不符合当地的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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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现代化为基础的发展典范中，西方自由主义者以“国际信息传播的自由流通”及自由市场为理由，反对各国对信息传播做任何的管制措施，并且主张传播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扮演劝服转化的角色。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有能力传送现代化的讯息，劝服民众接纳符合现代化的态度、价值与行为，因而应该扮演改造与教育的功能，以形塑现代性、个人主义与理性的人格，提高民众对生活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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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发展理论典范的脉络下，大众媒介必须由社会与政治精英掌控，由上而下地向民众灌输现代化的价值观与整体性（universalism），借以革除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传统主义（traditionism）与特殊性（particularism）。此类主张承袭自当时美国社会精英的观念，诸如：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认定大众只是旁观者，民意无法了解公共利益，所以应该采取新宣传技巧，制造共识；政治学者凯南（George Kennan）表示理性的门槛很高，只有少数人拥有该技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则认定社会精英才是大众利益的最高裁判（江丽美译，2003）。由此，“社会营销活动”（social marketing campaign）的传播理论应运而生，“传播功能论”、“信息传送模式”（transmission model）与“社会工程模式”（social engineering model）大行其道。总的说来，信息传送模式下的发展传播，认定媒介的使用会引起态度的转变，因而促进发展。大众媒介的角色在创造新的个人，塑造动态的人格（mobile personality），勇于接受新事物，转化传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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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廿余年的努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但未有所改善，反而每况愈下。经济停滞、分配不均、异国文化渗透等情形十分普遍；富国与贫国之间的差距更形悬殊。因此，1970年代前后，许多学者——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学者——渐对现代化理论不满，而倡议依赖理论，借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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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其一是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两类国家，一是先进的已开发的“中心”国家（core or center），一是开发中的“边陲”或“卫星国家”（periphery）。前者掌握主控的地位，因牺牲后者的发展需要，得以继续不断地发展。“中心”国家透过投资、外援与贸易的架构，诱使“边陲”国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从事配合“中心”国所需的工业生产，遂受制于“中心”国的要求，得使依附支配关系维系不坠。此种不均衡、依附—支配的经济关系，乃是先进“中心”国何以发展，而依附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关键。这也就是说，“中心”国的生存与发展系于使“边陲”国永远地低度开发或落后。（Santo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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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吸收依赖理论学者的概念，将之增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15世纪在欧洲发展以来，已形成了一个世界性分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capitalist world-economy）。此世界体系可区分为核心、边陲、半边陲三个分工区域
:核心区域主导世界经济，剥削其余的地区；边陲区域负责提供原料给核心，而受严重剥削；半边陲则是一残余概念，是处于核心与边陲之间的区域。（黄瑞祺，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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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分工的世界体系理论主张资本主义的面貌会有阶段性的变化，也是促使世界变化的唯一动力。华勒斯坦强调1450年迄今，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生命周期，有其萌芽时期、正常发展时期，以及现在进入的终极危机时期。这是由于三类结构性压力，包括工资/原料/赋税等水平的不断推高，加以国家结构丧失正当性，限制了资本家累积资本的能力，最终迫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解。（Wallerstei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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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明显，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的典范是针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式响应，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颇有号召作用。基于依赖理论的典范，大众传播媒介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环，是借着依附—支配关系才能有效运作，为维系“边陲”国与“中心”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则需要一套意识形态使之合理化。此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就经由文化—媒介产品的形式输入“边陲”国，形成文化—媒介依附关系，进而影响本土文化—媒介之发展。简单地说，在依附的情况下，媒介在“边陲”国是扮演“中心”国意识形态的“代理人”（agents）的角色，其功能无非是加深对“中心”国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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