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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论坛》是一个专门反映新闻理论动态的栏目，它同另一个类似的栏目《新闻界》一样，着重介绍与评论整个新闻行业的潮流倾向，经常刊登一些专家学者的重头文章，相比其他的栏目，这个栏目的文章篇幅较长，内容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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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新闻论坛》相似，《学术探讨》也是一个集中对较为前沿的学术性问题进行深度探讨的专栏，常常编发一些重要的“大块头”文章，集中研讨新闻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比如《评论语言形象化手法探析》（陈维伟），《王中教授谈报纸性质及其他》（王中）、《甘惜分副教授谈新闻工作规律》（甘惜分）、《新闻规律初探》（徐培汀）、《新闻立法漫议》（张宗厚）、《新闻传播规律与宣传规律》（郑名）等类似的长篇高论经常可以在这个栏目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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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与实践》还特别重视对我国、我党和国际共运新闻事业的史料介绍，《新闻史话》就是一个专门介绍我国、我党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活动等历史事迹的栏目，经常刊登如《在马克思的名义下——马恩报刊生活的一件趣事》（何金开），《关于最早的无产阶级报刊》（陈力丹），《延安时期的新闻改革》（谢国明）等此类文章，对广大新闻工作者进行无产阶级新闻思想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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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评报点滴》、《新闻作品分析》、《新闻书刊文摘》等一应栏目也以其特色内容获得读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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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传递党和政府对新闻界的政策与信息，是《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很大特点。该刊每期头版较大的版面篇幅都用来反映全国新闻界最为重要的业界动态，其中新闻事业与改革开放的信息是刊登最多的内容，反映了该刊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改革意识。以该刊1983年诸期第一版内容为例，1983年第1期发表了北京学者何光先的文章《新闻改革要与政策相适应》，第3期的头版头条消息是《报纸广播要为改革大造舆论》，刊载了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冯纪新要求本省的报纸、广播对改革问题要大造舆论的指示，报道了该省党报“《甘肃日报》已做出为改革大造舆论的近期安排：一、连续发表一批报道改革的新闻；二、组织几次改革座谈会，并发表座谈纪要；三、撰写一系列的关于改革的评论”。1983年第2期的头版头条标题是《新华日报将大力改进报纸宣传》，文章系统介绍了该报的改革系列措施。第5期的头条消息是《胡绩伟向〈新闻战线〉记者介绍（引题）人民日报今年改进计划（主标题）》，对《人民日报》1983年的改革工作部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第5期第3版的《陆平谈世界经济导报的基本经验》，第7期头版的《自己走路扬长避短发挥广播优势（引题）广播新闻改革迈出可喜的步伐（主题）》，介绍了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新闻改革的特点：快、短、活、近。第8期头版《新华社提出：新闻报道要“七增”“一减”》。第9期《华东报纸第三次会议提出：（引题）报纸要改革关键是继续肃清“左”的影响（主题）》，指出了新闻界的改革必须肃清“左”的错误路线残余。1983年第8期第4版的《三家报纸的新闻改革打算》一文系统介绍了《天津日报》、《南方日报》和《新华日报》的改革思路。这些来自大报大台的改革信息对指导当时的全国党报改革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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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带有指导性的信息以外，《新闻理论与实践》头版还常常对当时新闻界中的新问题、新动向进行深度研讨，引领新闻改革向不同的纵深领域发展。比如该刊1983年第8期头版头条刊载的《当前报纸经营管理中的几个问题》，就详细介绍了北京新闻学会经济学研究组就当时报纸经营管理中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的研讨观点。1983年第5期头版上刊载的《戴邦、钱辛波谈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系列专访，则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最高的新闻研究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两位领导及专家对当时新闻改革的观点与看法。1983年第11期头版头条新闻《山东省委书记、省长梁步庭指出：（引题）报纸上没有批评不行》，强调报纸上开展批评乃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国家政治正常化的一种表现。同年第9期头版的《吴冷西谈新闻改革》一文，介绍了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在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及时地向读者们传达了广播电视战线最新的改革信息与政策走向。1983年第10期头版2条的《马达谈〈文汇报〉的办报思想》，1982年第8期头版头条消息《常向报社提要求出题目亲自动手撰写重要评论（引题）项南同志重视新闻工作（主题）》等等文章都具有鲜明的引导指向。这些报道领导者的重要指示和专家学者的不同意见都引起了新闻界读者们良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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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向读者介绍具有全国性影响和改革成绩卓越的知名报刊，电台（电视台）的改革动态这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稿件也经常被刊登在头版显要位置，成为引导全国新闻媒介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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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各地报刊的好栏目、好版面、好文章的点评介绍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各地报纸巡礼”一栏中既有对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相关优秀栏目的简评，如《“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简评人民日报〈立此存照〉专栏》[15]，也有对地方小报小刊众多优秀栏目的点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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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理论与实践》这份刊物中，对媒介活动中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占据着很大的版面。无论是“新闻纵横谈”、“随感录”，还是在其他栏目中批评性文章都很多。比如一篇名为《为啥“没有写出来”》的短文批评了一些报道跳水救人女工陈燕飞的文章在背景材料中故意不写出陈燕飞水性娴熟这一事实。而事实上采访陈燕飞时她就告诉过采访者们“我小学四年级就学会了游泳，读中学时受过训练，进工厂后又当了两年救生员”。但是，“事后，我跟好多记者都谈过我会游泳，可不知怎的，他们没有写出来。”文章批评了这种为了追求某个方面“新闻宣传价值”的突出而故意没有写出必须交代的新闻事实和背景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会影响新闻的可信性，效果未必理想，尤其是会引起知情读者的反感”[16]。另外一篇短文《“哑谜”新闻何时了？——编余杂谈》则批评了一些新闻记者在稿件中与读者“打哑谜”、“捉迷藏”，故弄玄虚，使读者经常产生迷惑甚至气恼的情绪。[17]另外像《把“旧闻”挤出去》（胡存英），《进一步端正新闻文风》（何光先），《“变戏法”的教训》（曹润华）等此类批评文章比比皆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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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刊物上经常进行争鸣，将对当时新闻界的一些重大问题持不同看法的文章刊登在同一版面上（或通过连续刊载进行争鸣），这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上常见的一种现象。比如，在1980年代初期，新闻写作散文化这一论题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新闻理论与实践》就经常在自己的“学术探讨”栏目中刊载不同意见的文章，让读者自行评判。在1983年第8期里，就曾在同一版面上同时刊载《新闻写作不宜采用从容不迫的问题——与主张新闻散文化的同志商榷》，《效法散文，改进新闻写作》，《新闻与散文》，《松散·自由·不拘一格》等数篇文章进行争鸣，效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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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地区地域广阔，搞好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离不开广大的基层新闻单位和底层通讯员们的大力支持，对基层新闻从业人员、通讯员在业务、思想、作风及新闻知识方面的普及训练也就成为媒介批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理论与实践》半月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扎实，这种扎实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广播站工作”、“通讯员园地”、“采写体会”等专门为基层通讯员服务的栏目内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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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与实践》还特别注意维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对各地发生的歧视、殴打、侵犯新闻记者的案件予以高度重视，及时加以报道和评价，切实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正当工作和人身安全。该刊1983年第4期第2版的《维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主标题）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责成诬陷记者的长沙市工商局负责人做出深刻检讨，并向记者道歉（补题）》，报道了湖南省委重视维护记者权益，坚决支持新闻工作者进行舆论监督的消息。《岂能如此合作》（茹茹）一文则反映了底层通讯员的苦恼——一位通讯员采写了一篇新闻稿并寄给某报的一位新闻编辑，却“数日杳无音讯”。隔了几天，该稿忽然在另一家大报上刊登了出来，虽然稿件内容“除了个别词句稍加修饰外，几乎（与原稿）一模一样”，但稿件署名却赫然加上了这位编辑的大名，稿件成了这位编辑与写稿者的“合作之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这是一些人“利用编辑工作之便，将别人的稿件作为资本”的抄袭剽窃行为，呼吁“必须反对那些从来稿中攫取新闻成品，擅自向外发稿，以达到坐收渔利的恶劣做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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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门设置的栏目选择性地介绍港台地区和外国新闻界的信息，增进大陆地区新闻从业人员的视野，提升他们的新闻专业素养，这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众多栏目中的一个特色。比如1983年第4期第4版上刊登的一篇转引自《天津日报》的文章《竞争中的香港记者》，细致生动地介绍了香港记者同行们采访赴港演出的天津杂技团的事例，向读者们介绍了香港记者的一个共同特征——竞争中的拼命精神。这种记者的敬业精神与竞争意识对当时大陆地区的广大新闻从业人员还是有着较大学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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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断地载文介绍无产阶级新闻观与革命领袖的新闻思想及活动一直是《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特色。马克思新闻思想专辑系列讨论文章，关于列宁、斯大林对报刊工作的介绍文章和众多介绍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对新闻工作的指示的文章，在帮助年青一代新闻工作者端正从业思想，领会党的新闻工作重要性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比如：胡耀邦同志的《关于党的新闻工作》[20]，胡乔木同志的《新闻要客观地叙述事实——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21]等重要文章都在这家刊物上得到了最为迅捷的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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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领袖们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介绍文章中，《新闻理论与实践》1979年第10期开始的系列介绍刘少奇同志的几篇讲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重新全文刊登的文章对重新审视我国新闻事业的诸多基本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1979年第10期2-3版，该刊全文刊载了刘少奇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第12期又用2-3版的篇幅全文刊载了少奇同志的另一篇论述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章：《对新华社工作的讲话》（1956年5月28日）。同年第12期第3版，该刊又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该刊还专门组织刊登了专家学者们学习刘少奇同志三篇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的理论文章[22]，这些学习材料与理论讨论文章对当时新闻界拨乱反正工作均具有很强的冲击性与促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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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我国、我党新闻史上优秀新闻工作者的生平介绍，或者通过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的现身说法来提高青年一代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与业务素质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编辑们经常刊登的内容。比如该刊1985年第9期第4版刊载的著名记者华山的《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的基本功》，1985年第23期第3版上的著名老报人，《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林放）《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访谈录《与青年记者谈新闻写作》，都是此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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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新闻理论与实践》这份半月刊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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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不同于西方较为纯粹地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出发实施的媒介批评活动，《新闻理论与实践》特别重视及时传达与宣传执政党重大新闻政策的工作，把党对新闻界工作的指导信息的传达宣传工作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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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非常重视实时报道与评介中国大陆新闻界改革与开放的许多重大举措，总是从全国的视角与全局的高度广泛、及时地传递各地新闻界的众多重要信息，使其成为全国报刊、电台（电视台）、新闻教育行业、新闻研究部门和党的宣传领导部门交流相关信息的一个全国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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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着重推介各地新闻界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好经验、好措施，特别注意从新闻业务的角度评介好稿子、好版面、好栏目、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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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十分重视对新闻界不良倾向的监督与批评工作——不管这些不良倾向出现在政治思想中、业务活动里、人物言行时还是编辑版面上，凡有典型错误、不良倾向、糊涂认识，均在点评臧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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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重视对新闻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到了一种开风气、著先声、领新潮的启蒙开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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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十分重视对我国、我党新闻史上良好经验的总结与介绍，重视对外国新闻界好的经验与信息的评介，经常及时推介新出版的新闻书刊上的重要文摘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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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还没有建立（或自觉地去建立）一个富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媒介批评学理化范式，多数文章“仍然停留在感性化的、直接的批评小品文上”，“苦于没有理论的支撑，也缺乏方法论的引导”[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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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八，不同于国外的主流媒介批评，这家小型专业化的媒介批评刊物代表了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的一种特色模式——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正确领导下，从新闻事业与社会改革的角度，从新闻自身专业演进的角度出发，既注重对媒介的教育与引导，也重视对媒介的监督与批评；既重视刊登正面的表扬性倡导性文章，也重视发出反面的批评性呼声；既重视具体的新闻业务，也重视新闻政策、新闻理论乃至于新闻教育等全方位问题的研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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