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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理论与实践》这份刊物中,对媒介活动中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占据着很大的版面。无论是“新闻纵横谈”、“随感录”,还是在其他栏目中批评性文章都很多。比如一篇名为《为啥“没有写出来”》的短文批评了一些报道跳水救人女工陈燕飞的文章在背景材料中故意不写出陈燕飞水性娴熟这一事实。而事实上采访陈燕飞时她就告诉过采访者们“我小学四年级就学会了游泳,读中学时受过训练,进工厂后又当了两年救生员”。但是,“事后,我跟好多记者都谈过我会游泳,可不知怎的,他们没有写出来。”文章批评了这种为了追求某个方面“新闻宣传价值”的突出而故意没有写出必须交代的新闻事实和背景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会影响新闻的可信性,效果未必理想,尤其是会引起知情读者的反感”[16]。另外一篇短文《“哑谜”新闻何时了?——编余杂谈》则批评了一些新闻记者在稿件中与读者“打哑谜”、“捉迷藏”,故弄玄虚,使读者经常产生迷惑甚至气恼的情绪。[17]另外像《把“旧闻”挤出去》(胡存英),《进一步端正新闻文风》(何光先),《“变戏法”的教训》(曹润华)等此类批评文章比比皆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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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刊物上经常进行争鸣,将对当时新闻界的一些重大问题持不同看法的文章刊登在同一版面上(或通过连续刊载进行争鸣),这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上常见的一种现象。比如,在1980年代初期,新闻写作散文化这一论题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新闻理论与实践》就经常在自己的“学术探讨”栏目中刊载不同意见的文章,让读者自行评判。在1983年第8期里,就曾在同一版面上同时刊载《新闻写作不宜采用从容不迫的问题——与主张新闻散文化的同志商榷》,《效法散文,改进新闻写作》,《新闻与散文》,《松散·自由·不拘一格》等数篇文章进行争鸣,效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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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地区地域广阔,搞好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离不开广大的基层新闻单位和底层通讯员们的大力支持,对基层新闻从业人员、通讯员在业务、思想、作风及新闻知识方面的普及训练也就成为媒介批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理论与实践》半月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扎实,这种扎实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广播站工作”、“通讯员园地”、“采写体会”等专门为基层通讯员服务的栏目内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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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与实践》还特别注意维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对各地发生的歧视、殴打、侵犯新闻记者的案件予以高度重视,及时加以报道和评价,切实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正当工作和人身安全。该刊1983年第4期第2版的《维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主标题)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责成诬陷记者的长沙市工商局负责人做出深刻检讨,并向记者道歉(补题)》,报道了湖南省委重视维护记者权益,坚决支持新闻工作者进行舆论监督的消息。《岂能如此合作》(茹茹)一文则反映了底层通讯员的苦恼——一位通讯员采写了一篇新闻稿并寄给某报的一位新闻编辑,却“数日杳无音讯”。隔了几天,该稿忽然在另一家大报上刊登了出来,虽然稿件内容“除了个别词句稍加修饰外,几乎(与原稿)一模一样”,但稿件署名却赫然加上了这位编辑的大名,稿件成了这位编辑与写稿者的“合作之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这是一些人“利用编辑工作之便,将别人的稿件作为资本”的抄袭剽窃行为,呼吁“必须反对那些从来稿中攫取新闻成品,擅自向外发稿,以达到坐收渔利的恶劣做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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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门设置的栏目选择性地介绍港台地区和外国新闻界的信息,增进大陆地区新闻从业人员的视野,提升他们的新闻专业素养,这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众多栏目中的一个特色。比如1983年第4期第4版上刊登的一篇转引自《天津日报》的文章《竞争中的香港记者》,细致生动地介绍了香港记者同行们采访赴港演出的天津杂技团的事例,向读者们介绍了香港记者的一个共同特征——竞争中的拼命精神。这种记者的敬业精神与竞争意识对当时大陆地区的广大新闻从业人员还是有着较大学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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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断地载文介绍无产阶级新闻观与革命领袖的新闻思想及活动一直是《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特色。马克思新闻思想专辑系列讨论文章,关于列宁、斯大林对报刊工作的介绍文章和众多介绍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对新闻工作的指示的文章,在帮助年青一代新闻工作者端正从业思想,领会党的新闻工作重要性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比如:胡耀邦同志的《关于党的新闻工作》[20],胡乔木同志的《新闻要客观地叙述事实——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21]等重要文章都在这家刊物上得到了最为迅捷的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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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领袖们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介绍文章中,《新闻理论与实践》1979年第10期开始的系列介绍刘少奇同志的几篇讲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重新全文刊登的文章对重新审视我国新闻事业的诸多基本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1979年第10期2-3版,该刊全文刊载了刘少奇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第12期又用2-3版的篇幅全文刊载了少奇同志的另一篇论述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章:《对新华社工作的讲话》(1956年5月28日)。同年第12期第3版,该刊又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该刊还专门组织刊登了专家学者们学习刘少奇同志三篇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的理论文章[22],这些学习材料与理论讨论文章对当时新闻界拨乱反正工作均具有很强的冲击性与促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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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我国、我党新闻史上优秀新闻工作者的生平介绍,或者通过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的现身说法来提高青年一代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与业务素质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编辑们经常刊登的内容。比如该刊1985年第9期第4版刊载的著名记者华山的《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的基本功》,1985年第23期第3版上的著名老报人,《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林放)《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访谈录《与青年记者谈新闻写作》,都是此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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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新闻理论与实践》这份半月刊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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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不同于西方较为纯粹地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出发实施的媒介批评活动,《新闻理论与实践》特别重视及时传达与宣传执政党重大新闻政策的工作,把党对新闻界工作的指导信息的传达宣传工作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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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非常重视实时报道与评介中国大陆新闻界改革与开放的许多重大举措,总是从全国的视角与全局的高度广泛、及时地传递各地新闻界的众多重要信息,使其成为全国报刊、电台(电视台)、新闻教育行业、新闻研究部门和党的宣传领导部门交流相关信息的一个全国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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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着重推介各地新闻界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好经验、好措施,特别注意从新闻业务的角度评介好稿子、好版面、好栏目、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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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十分重视对新闻界不良倾向的监督与批评工作——不管这些不良倾向出现在政治思想中、业务活动里、人物言行时还是编辑版面上,凡有典型错误、不良倾向、糊涂认识,均在点评臧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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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重视对新闻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到了一种开风气、著先声、领新潮的启蒙开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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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十分重视对我国、我党新闻史上良好经验的总结与介绍,重视对外国新闻界好的经验与信息的评介,经常及时推介新出版的新闻书刊上的重要文摘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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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还没有建立(或自觉地去建立)一个富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媒介批评学理化范式,多数文章“仍然停留在感性化的、直接的批评小品文上”,“苦于没有理论的支撑,也缺乏方法论的引导”[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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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八,不同于国外的主流媒介批评,这家小型专业化的媒介批评刊物代表了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的一种特色模式——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正确领导下,从新闻事业与社会改革的角度,从新闻自身专业演进的角度出发,既注重对媒介的教育与引导,也重视对媒介的监督与批评;既重视刊登正面的表扬性倡导性文章,也重视发出反面的批评性呼声;既重视具体的新闻业务,也重视新闻政策、新闻理论乃至于新闻教育等全方位问题的研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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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作为一份有着专业背景的新闻研究机构编辑的媒介批评公开出版物,《新闻理论与实践》“它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批评观,它的实践渊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传播活动”[24]。但在办刊内容上,它既有别于宣传系统监督性质的评报(台)小组活动,也有别于各个新闻机构内部发行范围有限的业务交流园地,更不同于高等新闻院校里学术性很强的理论刊物。它既是一个全国的行业信息及时交流的专业平台,又是一个具有中国媒介批评特色的专业刊物,还是一个全方位囊括当时新闻界各种信息的一个时代记录者,这些要素与表现构成了这家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专业媒介批评刊物的突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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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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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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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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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的特殊性,不仅使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表述报纸与组织关系时的权威话语,直接规制了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媒介批评的思维价值取向,而且对媒介批评的外在形式——批评文体也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特点是实事求是、破立结合、视野宽阔、关注原因,同时也存在着批评标准唯一、批评方法单调、部分评价不符合实际、媒介批评尚未彻底独立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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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始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止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拥有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建立了人民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而且有意识地把武装斗争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开始拥有了独立的新闻传播事业。在不断总结新闻传播工作经验,充分释放新闻传播工作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的同时,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始对我党新闻传播中的缺点进行反思、探讨和批评,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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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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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是指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媒体为认知对象,由共产党人为批评主体而开展的一种媒介价值判断与理性分析行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具有深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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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予以实践。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列宁曾说过:“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错误是错误,弱点是弱点。”[26]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有力量的表现:“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更迅速、更彻底地克服它。”[27]斯大林更明确地指出:“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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