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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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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李卓然、凯丰、李富春、李一氓、张闻天、博古、瞿秋白等人都曾撰写过媒介批评文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主要实践者，其中尤以张闻天、博古、瞿秋白撰写的媒介批评文本最为规范，对问题的分析周详细密，是一种典型的通过概括新闻现象或解读新闻报道文本而进行的媒介批评样式，而且他们三人的批评客体恰好各不相同，形成互补，在客体构成上组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一个完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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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1907—1946），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任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和优秀的宣传工作者。作为当时党的领导人，博古非常重视报刊宣传工作，《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评我们对于拥护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他1932年5月14日撰写的一篇媒介批评专论，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当时他正在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任上。他批评的客体是存在于“非苏区”的由我党掌握和编办的各种报刊。文章开头即引用中央为反帝运动致各级党部的信：“在目前的形势下，必须千百倍的加紧宣传苏维埃与红军”[50]，为对我党有关新闻传播进行分析提供论证根据。然后详细地铺叙了红军在全国各地取得的伟大胜利，通过引用《字林西报》的相关社论，很有说服力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红军的迅猛发展和不断胜利的消息，不仅已经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恐怖、惊惶、憎恨与新的进攻的组织，而且极大地兴奋、激励、推进了各条战线上的中国革命斗争，通过敌、我两方面对红军有关消息的情绪上与行动上的对比反应，自然而然地得出加紧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在现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我们来看我们的各种出版品——报纸，传单等，怎样来进行这一个拥护红军的运动！”[51]开始系列展示我党非苏区各种报刊有关报道的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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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报道量严重不足。“我们的群众报纸，对于红军的光荣与伟大的胜利没有充分的加以宣传和散播。个别的报纸，甚至于没有一个字提出最近的工农红军的空前的伟大的胜利！”[52]为了说明报刊对红军消息没有充分加以宣传和散播的具体表现，博古对我党非苏区报刊的版面进行了数量分析。在青年团出版的《劳动青年》1932年4月7日和4月9日的第1、第2期上，没有一个字说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消息，而这时正是青年团反对进攻苏联与中国苏维埃“拥护红军周”（4月7日—12日）积极进行的时候。湖南的三日刊《工报》在第22—31期的10期中，仅仅有两次“红军消息一束”，简单的几十个字的“消息”！比较而言，沪东的《前线报》及《东方新报》在登载红军的胜利消息，显得比较经常些、多些、充分些，但《前线报》第11期上，把许多红军的胜利消息，放在轻描淡写、毫不令人注意的题目“零讯一束”之下。应该报道而失语，应该大张旗鼓而蜻蜓点水，简单几个数字的罗列就凸显了报道的失当，要言不烦，简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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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报道手段单调，态度随意。“在这些消息的内容与质量上，常常仅仅是‘消息’，而且仅仅是简单的转载中央斗争的‘红军消息一束’而没有加任何的编辑工作。”[53]博古点明这是《士兵之语》、《工报》在编辑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有一条消息甚至将应城、云梦错成盐城、鱼门。像这样的大意和疏忽，会极大地妨碍工人群众了解红军实际胜利的情形。博古这一论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编辑手段与传播效果之间隐秘的关系，显示出他对编辑语言、编辑功能的重视，堪称当行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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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红军的作用及最近的光荣胜利的历史意义的解释与宣传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有时是完全不了解这种意义的。”[54]例如《前线》第90期合刊上的社论《拥护红军动员》，有这样一段阐释：“当国民党退兵，出卖上海的紧急关头，红军的出动是有极大的意义的。红军将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的领导者，它将取国民党白军而代之，站在反日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最前线，扩大这一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博古认为，这节文字在观点表述方面很成问题，隐含了这样的观点：“到今天为止，站在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最前线的还是国民党白军，红军要到将来去取而代之。”[55]这显然是轻视或抹杀了红军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作用。因为红军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武力与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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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宣传报道空洞，缺乏针对性。“我们的宣传品上，没有很好的来号召广大的工人群众来拥护和援助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常常仅仅限制在空洞的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口号中，而没有告诉工人群众怎样来拥护好援助红军的行动。”[56]空洞的口号无法产生宣传效力。报刊编辑没有估计到各个地方的特点，未提出适合该地特点的宣传口号。例如，“不替反革命军队造枪械去进攻红军”对于兵工厂的工人是有效力的，而“托枪到红军去”的口号，在上海报刊上出现就变成了无的放矢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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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新闻传播无法实现对运动的组织作用。博古批评在上海共产党的报纸上，“没有一个字讲到在许多工厂与工人群众间存在着的红军之友之类组织的生活与争斗。没有一报登载过工人群众所通过的致苏维埃和红军的贺电，而这些贺电是很多的。在我们的报纸上看不到在上海工人群众增长着的拥护红军苏维埃的情绪，更说不上我们的报纸对于这种运动的组织作用。”[57]所以，他力主应该即刻消灭这种情形。最主要的是使各厂的工人及劳苦群众了解其他工人群众的拥护红军苏区的活动，他们的方法、组织方式等等。通过新闻报道给他们树立榜样，使他们能够采用别人的经验来加入并推动这个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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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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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899—1935）1933年8月7日发表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油印）第50期的《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是他撰写的一篇新闻媒介批评的专论。当时，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打击，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看到的《红色中华》报是从第1号起到72号（中间缺少第14号到三十几号），基本上能够反映出该报的整体情况。《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就是对这一段时期《红色中华》报的总体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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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首先对《红色中华》报的优点和长处进行了肯定，然后从7个方面重点分析了《红色中华》报所存在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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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瞿秋白认为《红色中华》并没有充分全面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因为从1933年2月4日起，《红色中华》报已经改组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但是，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照现在的几期看来，却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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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缺乏具体的事实，感染力小。在《红色中华》上，“往往可以读到这样的报道，说某某乡、区春耕运动‘胜利了’，‘田野都是一片绿色’，而没有具体的描写，没有‘有名有姓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59]瞿秋白认为新闻报道的特点就是通过叙述事实来反映、干预和影响生活，新闻对事实的叙述必须是具体、生动的，否则干巴巴的、笼统抽象的概括，无法给人以深刻的阅读印象，新闻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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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红色中华》报上虽然有了一定的反映，但还存在着如下不足。一是比例失衡：“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的指出来的（这当然很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60]对阴暗面揭露得较为具体，而光明面则没有充分进行报道。阴暗面与光明面在给人的感觉比例上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要注意控制社会传播效果，否则，不但会歪曲生活现实，而且易给敌人以造谣中伤的借口。二是在报道方法上存在缺陷：“‘铁锤’栏暴露一切坏现象和缺点的时候，往往不提起党的纠正政策，例如读到‘乡苏维埃主席剥削民众’的标题之后，找不到当地党部对于这个主席怎样处置的消息。”[61]报刊在具体地报道某些坏的现象的时候，也要及时具体地报道党的纠正政策，暴露缺点和错误很重要，但不能仅仅流于揭露和批判，也要相应地报道党和政府是如何克服缺点和错误的。这样，就会使人们对党充满信心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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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消息的编辑方面缺乏连续性。瞿秋白认为《红色中华》报虽然还只是三日刊，而照性质说，应当可以担任日报的任务。因此，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地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而现在的《红色中华》报，却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这当然也是必要的）。”[62]自然，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有些消息是应当秘密的，但是，这不过为着作战的利益。同样为着作战的利益，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明了战斗的总阵势——军事方面是这样（常登载地图等），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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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社论和一般论文的指导作用还有待加强，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命令主义倾向。《红色中华》报上对于某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机械的，至少，说服性质太缺乏些。例如对于婚姻问题，对于红军士兵和家属通信的问题，报纸上的答复就太机械，不能够针对着群众之中一些人的怀疑，而做有力的解释。对于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帮助本籍红军士兵家属耕田的问题，调动耕田队耕种红军公田的问题，扩大红军的问题等等，“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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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红色中华》报的群众通联工作还必须进一步改善。瞿秋白认为工农兵通信运动对于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从报上就可以看出，《红色中华》报的特约通信现在已经有一点，然而看来是偶然的外来的投稿，不是《红色中华》自己去组织的。扩大报纸的报道面可以通过增加特派记者到各条重要战线、各个重要区域来达到，但这还不是工农兵通信运动的本身。重要的是要组织每个地方、每条战线的工农兵通信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信（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信）的士兵、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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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除《红色中华》之外，瞿秋白主张还应当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农报》（像联共中央的《工人报》和《贫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报纸。他认为这在苏区，尤其是中央区，现在特别需要，而且也许是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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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批评《红色中华》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他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平和的口吻，以谈感想、提建议的方式，委婉地批评《红色中华》所存在的不足，给人一种亲切随和的感觉。这与当时其他一些媒介批评文本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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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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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的报纸》是张闻天（1900—1976）1933年12月1日撰写的媒介批评专论，刊登于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38期。当时他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直接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关于我们的报纸》全文约6500字,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篇幅最长、批评色彩最为浓厚的批评文本，通篇围绕“我们的报纸在为了党的与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坚决斗争方面，还是非常薄弱的”进行立论，从报道方式片面、报道方法简单两个方面对《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中央机关报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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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报道是与新闻真实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关于我们的报纸》结合具体实例，着力批评了报刊回避负面的监督性报道，从而造成新闻失实的倾向。在苏维埃革命中，我们有着数不尽的群众的英勇与光荣、壮烈的事实，但是我们也还有许多弱点，还有许多人在我们的内部进行破坏工作。“一些阶级异己分子，一次两次的领导新战士开大差，或是坐在我们的军事机关里进行着破坏红军的工作。这些分子的罪恶，我们很少在报纸上揭发出来。甚至像《红星报》这样有威信的总政治部的报纸，也很少这类记载，甚至可以说简直没有。因此，这些反革命分子能够安心的在我们的队伍内活动，而不受到我们最严厉的打击。我们的《红色中华》曾经做过了很大的节省运动，但是在它的篇幅上，对于不能容忍的浪费，贪污腐化的具体斗争却是没有。”[65]这一批评，不仅在当时颇为大胆、激烈，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能给人启发，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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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方法简单粗糙，是《关于我们的报纸》痛批的另一个重点。当时中央根据地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很不令人满意。新闻报道常常是一些当地组织所要完成的赤裸裸的数目字，或者是它们的计划与工作布置。张闻天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当时报纸在新闻报道中所存在的这一缺陷。比如关于扩大红军的工作，报纸照例是某某地方的“光荣的动员”，某某地方正在积极动员中，以及某某地方“扩大红军的热潮”等好听的标题，然而关于这些动员的下文，关于这些工作计划执行的程度与在这一动员中所发生的许多问题，报纸却没有记载。“我们常常满足于一些赤裸裸的动人的数目字，一些一般工作计划与工作布置。但是对于这些记载进一步的考虑与检查，关系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因工作计划的流产或工作中发生严重现象而敲起警钟来引起全党与整个苏维埃政府的注意，来采取紧急的办法，在我们的报纸上还是没有。”[66]数字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数字的背后必须有确凿的事实来支撑，否则就是玩弄数字游戏，欺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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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扩红运动的报道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江西省委在当年十月革命节前，曾经决定扩大红军35000人。后来把这一计划的完成推迟到广暴节。然而依照最近得到的军委报告，在11月15号以前，江西集中的新战士不到5000。比如在10月6日《红色中华》第116期上，有关于博生县9月底10天内扩大红军1800名的记载。在《红色中华》第124期上又说到博生县的广泛动员，从10月11号起至10月17日止，在梅江、流南等5个地区7天动员了1583人。只依照《红色中华》这两次关于博生县的记载，那它单在17天内就扩大了红军3383人。这不但在17天内完成了博生县原定计划，而且超过了计划。关于江西其他各县，也是如此，如果依照《红色中华》的记载，也可以得出非常乐观的结论，就是不但完成了我们的计划，而且可以超过计划。“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同《红色中华》所描写的动人的图画，是不相符合的。实际给了《红色中华》的乐观的记者以冷酷的嘲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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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还批评了中央根据地的新闻报道流于空洞的叫喊与不着边际的议论，“大部分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空洞的浮面的记载。在我们报纸上不容易找到关于一个村，一个乡，一个机关，一个企业某一部分工作的比较有始有终的记载。”[68]比如《青年实话》第2卷第28期上一篇关于宁化青年积极加入合作社的报道，报道中只说了在8月份宁化县少队加入合作社的钱，共有1100元，超过原定数目的5倍多，仅仅据此就匆忙得出结论：“真的给了《青年实话》对合作社运动的号召以列宁青年的回答。但是这些合作社到底开在宁化哪里，合作社的营业与组织怎样，都无从知道。而且此后，在《青年实话》上再也见不到相关的报道。张闻天诘问：“这种流水帐式的记载，请问在为了开展合作社运动而斗争中，到底有什么用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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