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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凡是不合适的出版物全部停刊，文坛所剩多数是日伪方面进行文化殖民所创办的一些杂志，内容八股，十分空洞。对于经过新文化洗礼的上海人来说，这些汉奸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市场，刊登殖民理论的“官方”刊物，被当时人们称做“报销性质的杂志”。日本统治者和南京汪伪政府大力扶植汉奸文学和文化刊物，炮制“大东亚文学”政策，当时留在沦陷区的名家很少，选择直接与当权者对抗或完全投靠日伪政府的文人都在少数，沦陷时期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已不可能存在公开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团体或刊物，但日本文化殖民在上海的影响力比华北、东北沦陷区都薄弱。《华文每日》四周年创办征文揭晓中曾经评论说：“有一点似乎未免有些引为憾事，就是获得奖金的作家中竟没有一个籍贯是属于华中方面的……和平区文化的重心还是在南京和上海，尤以大上海作为新中国文化的心脏。因此，上述一事，也可足证我们今后应密切向新中国文化心脏区取得心心相印的联系，声气相同的结合，始能到达建设大东亚文化的目标。”这段评论证明日本在上海推行的殖民文化统治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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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段时间沉寂之后，围绕着各种报刊，各种文化人作为个体又逐渐参与到沦陷区的言论空间中。其构成相当复杂，有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那些常常被后人指责为“落水”的文人：如陶亢德[89]、纪果庵、文载道、柳雨生[90]等，有海派小说家予且、苏青和张爱玲等人，另外也有通俗小说家如包天笑、秦廋鹃、孙了红等，还有一批新崛起的女性作家，如“东吴系”女作家群等，再有埋头著述的郑振铎、傅雷、钱钟书、杨绛等，还有活跃着的新文学作家李健吾等，新进作家唐弢、师陀、董乐山、尧洛川、马博良、沈寂等。另外在上海仍保持有2000名地下党员的共产党在1943年年初成立城市工作部，巧妙组织抵抗运动。袁殊是《新中国报》社长，鲁风是《杂志》社社长，关露是《女声》杂志编辑，吴江枫是《杂志》社文艺编辑，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另外陶晶孙是以隐蔽方式为中共工作的，而以丁景唐为主的上海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以自由投稿的方式甚至占据了日伪刊物《女声》的主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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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方报纸大肆宣扬汉奸文学、小报上“色情文学”热闹纷纷时，文化人一面要解决生活问题，一面要维持绝对的清白，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文人最后屈服与日本人合作是为了生存，也有一部分对抗战持悲观态度投入了汉奸的阵营，自发地投入“敌营”的文人毕竟是少数。谭惟翰、谭正璧等人都是迫于生计找到了卖文的生存方式。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写和写什么的问题。即：“在异族统治的特殊环境下，什么是自己想说而又不能说的话；什么是别人（当局）要自己说，自己又不想说的话，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说。”[91]小说家谭惟翰的话道出相当一部分濒临“失语”状态的作家的困惑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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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沦陷时期的各种报刊，笔者注意到不管是名作家、新进作家，或一般性的投稿者，大家都不愿以真名写稿，多用笔名。当然“言说”环境的严峻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不愿意被指认为文化“汉奸”。对于他们来说，沉默就是抗日的一种形式，因此掩盖真面目的笔名也成为沉默的一种手段，笔名的泛滥于是成为沦陷时期文坛的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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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杂志曾在“编后”记中这样推荐两位名家但未署真名的作品：“这篇小说出于名作家的手笔，就我所知，这两位作家，已整整六七年不写稿了，此番鉴于编者的焦头烂额，破例为之。编者遵从他们的意旨，不署真名，乐于刊布，好让老读者，从他们的行文遣词里面去认识是谁的产物，似乎无需编者来加以说明的必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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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意到哪怕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汉奸文人陶亢德，他在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甚至也不愿意使用自己的真名。荻崖，是沦陷时期最重要最活跃的日本文学翻译者。他活跃在《杂志》、《风雨谈》、《女声》、《文友》等杂志的“日本文学介绍”中。但笔者在所接触到的上海沦陷区文化研究的著作中，都没有看到谈荻崖的文字。但通过阅读《杂志》、《风雨谈》、《女声》杂志，结合陶亢德的经历，在比较、印证之后，笔者以为荻崖即陶亢德。尽管各种版本的陶亢德小传中都没有提及“荻崖”。[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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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区的文人除了一部分在日伪政府的政治、文化机构中任职，且确实参加日伪文艺活动、鼓吹“大东亚文学理论”的汉奸文人以外，多数作家只是在与日伪有关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未为侵略者的文化政策做宣传，但是长期以来这部分人都被称为“落水”文人，比如苏青。哪怕是到了20世纪初，曾在沦陷区从事过文化工作的孙道临[93]、凌大嵘[94]等都极其不愿意提及那段相关的往事。关于此点，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撰文为他们辩护，认为沦陷区的文人“能够顶住压力，维护住自己的‘不说’权，即不说（或）基本不说强制他们必须说的话，就已经很不容易”；“如果我们以‘是否表现爱国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衡量沦陷区文学的唯一（主要）价值尺度，从而否定（贬低）这些作家的创作，就无异于要‘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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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沦陷区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一般文人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他们曾现身于日伪刊物上，但并不能就此认定他们与汉奸文人同流合污。毕竟，不能剥夺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利。同时尽管沦陷区中某些文化作品，不分时代不分种族地获得人们的激赏，但我们强调产生这种畸形文化的基础是罪恶的，所以我们必须也应该谴责这种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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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沦陷区报刊的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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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庸俗化、商业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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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期汪伪政权对媒体的控制大大加强，由此造成上海出版业的凋敝。除了“国策”、“和运”以及“中日友好”的官方出版物，蔚为大观的就是低俗、怪诞、荒淫的读物四处流行。1943年4月5日《新中国报》有《肃清文化的沉潭》一文，批评了上海沦陷后流行的色情文学读物。那些以娱乐消闲为主的软性的迎合小市民庸俗趣味的“软性”刊物、粉饰日伪统治的刊物、上海滩上鸳鸯蝴蝶派作风的小报如《海报》、《力报》拥有很大的势力和多数读者，沦陷时期的上海，曾经发生过几件刑事大案，一是张金海的惨死案，二是华美药房胞弟杀兄案，另一是詹周氏肢解亲夫案，另外还有上海巨商朱静庵诸子合谋集体谋杀继母疑案。这些案子的报道都曾是各报刊所热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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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孤岛”时期相比，沦陷区报刊商业化倾向尤为明显，在物价腾飞、米珠薪桂的沦陷区，白纸、排工、印刷费成百倍、成千倍地上涨，不以赢利为主的同人刊物和学术性刊物几无容身之地，能生存下来的刊物除了一部分有强硬后台的支撑，多数只能采取商业化的策略，以致于“大部分的文化事业，操纵在‘文化商人’的手中”。[96]于是，出版界把目光瞄准了文学市场最大的消费群体——为数众多的都市消闲读者。《万象》杂志倡导“通俗文学运动”，《小说月报》、《大众》、《万岁》、《紫罗兰》、《春秋》等期刊相继创办，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通俗文学期刊群在上海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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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报道中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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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提到沦陷时期的上海，曾经发生过几件刑事大案，其中张金海惨死案曾经轰动一时。事情经过是诚记衫袜商店19岁的学徒张金海被诬告为侵吞遗失物件，遭法租界巡捕房拘捕，最后死于逼招口供的酷刑。另一个17岁的学徒彭双龙同时被诬告遭拘捕，因受酷刑致重伤。死者家属及店主向法院起诉巡捕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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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法租界巡捕逼供而死的事情在租界本来并不是罕见的悲剧，但它得以突破言论制限，经由各报刊转载，在媒体的干预下，从无数被淹没的冤案中浮出来，演变成上海一时间人所关注的大案件。确切地说这起案件引起人们如此强烈的关注，其实背后有日伪政治上的推波助澜，于是各报刊把这一案件，当做最大的新闻，连篇累牍地做了渲染报道，一旦传媒尽数参与，使得此案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案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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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海惨死案”发生之际正是日伪各大媒体报道“返还上海公共租界”之时。鸦片战争后上海被特许外国人划界居住，界内一切行政、司法和警权全在外国人掌握中，租界可以说是列强的殖民地。1943年6月30日，作为汪伪宣布对英美作战的条件，日本和汪伪政权正式签订有关返还上海公共租界的条约。根据此条，同年8月1日开始正式返还上海公共租界，汪伪政权的“独立”色彩增强。围绕上海租界的交还，租界的行政、司法、市政、治安，以及进而准备撤废各国在华治外法权成为报刊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因此，在所有的传媒正在大张旗鼓讨论租界的历史、租界的种种罪恶的时候，这时出现的“张金海惨死案”正好为日本宣传列强在租界的罪恶找到了最好的案例，同时使得日本一直以来宣传的所谓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帮助中国、东亚赶跑英美等西方列强，多了一个例证。因此，多数报刊都对该案进行了所谓强调“租界巡捕的罪恶”的报道。而通过媒体的作用，在“张金海惨死案”上，所谓民众的“公愤”正好被日伪所利用，他们顺应民情，通过传媒的造势让上海民众从精神上战胜了强大的西方列强的代表。日伪的“肃清英美思想的毒素，促进中日人民的亲善团结”都有赖于传媒的传播，“张金海惨死案”证明引导信息也是其设置传媒议程的主要手段，尽管其传播主旨在上海是失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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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东亚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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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运转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呼唤延续，尽管当时上海处在日本的严密控制下，另一方面日本当局也希望缓和中国人的抗日情绪，1942年在“出版荒和作家荒”的沉寂空气中《万象》问世了，其后《太平洋周报》创刊，《女声》杂志创刊，尤其是1943年《风雨谈》、《天地》、《文友》等等的创刊，加上上海通俗性的商业杂志大量地出版，有利于日伪统治者利用“软性”刊物粉饰太平，当时各种官方报刊由于符合日伪当局政治要求的文艺作品少得可怜，日伪不断以重金为诱饵举办名目繁多的征文活动，这成为官办报刊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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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名目繁多的奖金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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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期的日伪刊物基本都有奖金征文活动。1942年4月1日为纪念汪伪“国民政府”“还都”二周年，中华日报社、国民新闻社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在《中华日报》刊登征文启事
:“联合征求大东亚民族小说”。1944年11月为纪念“大东亚战争”三周年，《新中国报》、《申报》、《新闻报》刊登联合征文启事
:征求表现对大东亚战争“坚定胜利信念，唤起决战情绪”的文章。北京的《妇女杂志》曾以“参战下的妇女与解放”为主题征集作品。《华文大阪每日》以千元日金代价征求长篇小说，每期发表三至四个短篇，这些征文大都具有为“国策”服务的特点。当选的作品多是图解当局的宣传口号的应时之作。在其创刊四周年纪念大征文揭晓之时，论文《十年后的大东亚》当选，奖金日金200圆。再如《文友》的当选小说《大地的鼓舞》，就明显带有政治宣传倾向性。主评人顾凤城的评语登在《文友》上，写道：“‘增加生产’，实现阶段的中国最迫切的工作，‘建设农村’是增加生产的唯一方法。‘合作社’是建设农村的公益机关，作者以此作为征文的中心意识，意义极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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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管是华北沦陷区还是华中沦陷区，都有一些不谙世事的学生文艺青年，他们受到日伪奴化宣传的毒害，不辨真伪，眩于官方‘奖金征文’的名与利，杜撰合乎当局口径的创作……用文艺作品图解日伪的政治主张和宣传口号，配合当局部署的各种活动……这些当选作品毫无艺术水准可言，只是日伪宣传口号的直露解说。仓促、草率、没有像样的作品，在社会和文坛上几乎都没有影响。”[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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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刊物对征文作品提出了政治要求，这是他们实行殖民宣传的一种方式。但是官办的征文，从内容到形式几乎都没有具有说服力的文章，日伪刊物希望通过有奖征文培养他们理想的新作者，但最终培植新的文化写手的努力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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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东亚电影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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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刚沦陷时，尚无进行文化宣传的“国策”电影公司，尽管满洲早已有了制作体现大陆政策的宣传性电影的“满映”。1942年5月新华、艺华、国华、金星被迫合并为“中华联合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汪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任董事长，日方负责人为川喜多长政，张善琨任副总经理。“华影”的成立使制片、发行、放映一体化，除制作报道“大东亚共荣圈”动态的新闻片《中华电影新闻》外，还与日本合作拍摄《万紫千红》、《春江遗恨》等众多电影，以贯彻所谓“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的任务”。其后日伪当局强令各电影院“一律停止放映英美敌性影片”，规定“今后各影院一律上映国产（指汪伪）及友邦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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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期上海播放过的电影有《春江遗恨》、《万世流芳》、《荒城月》、《母子草》、《侬本痴情》、《回春曲》、《御碑亭》、《万紫千红》、《千金怨》、《水性杨花》、《梅娘曲》、《红粉知己》、《结婚进行曲》、《锦绣天》、《秦淮月》、《生死恋》、《倾城之恋》、《两代女性》、《乱世风光》等电影，关于其倾向，张冰独在《半年来的上海电影》[98]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当时日伪主要宣传反英美的《春江遗恨》、《万世流芳》等一类的电影。1942年“华影”摄制的影片《博爱》，主要宣传“人类之爱”、“同情之爱”、“互助之爱”等，提倡“中日亲善”，为日伪服务。《万世流芳》于1943年拍摄，影片以林则徐禁烟为背景展开故事。该片系侵华日军为配合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抵抗英美的军事战略而拍摄，曾引起有识之士的愤慨和抨击。《万世流芳》编剧是朱石麟，导演卜万苍、朱石麟，主要演员高占非、李香兰。《神鹰》更是赤裸裸地为日军军国主义服务的电影，描述了日军吹捧的“军神”加藤建夫少将率领雁战斗队将英美军彻底歼灭的空中战史。《卖花女》的主题也是鼓吹反对英美思想，是“华影”成立后所拍摄的第一部宣传主流影片，该片描写了中国某村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被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们压迫蹂躏的故事。张冰独在影评中认为：“描写的技巧上，则不能不认为是太偏于概念的幻想。故事太不切实际，这是遗憾，也是巨大的缺陷。不得不说：为强化这运动（指反英美思想）的神圣及其需要是必须配合高度的艺术形象，而这，粗浮轻率的随便利用武器的结果，是会使反英美的信仰降低，反英美的效果与宣传同时惨落。”[99]而《南海征空》是“华影”介绍的第二部日本电影。美化的是日本侵华时期开辟南洋航线的各种事情，中间也是穿插了一段爱情故事，带着南洋一带粗野热艳的情调。这些电影演出上的拙劣、故事上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诗人关露也曾评论《梅娘曲》的故事内容：“那简直是庸俗而胡闹的浅陋的故事。所以由于故事的平庸，演员也都很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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