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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对报刊、电影、出版、戏剧等涉及传播的载体都实行了直接控制，在报刊的销售发行上尽管政府控制了像《申报》、《新闻报》等大报，但对不少杂志与形形色色的小报的渗透力却不强，连日本侵略者办的中文刊物上也不得不承认小报的繁荣“在一般的言论机关，实有若干责任，因为言论机关丧失了把握民众和指导民众的力量”[108]。因此从报刊出版界的实际状况来看，“中日亲善”“协力战争”“东亚新文化运动”等官方口号虽然处处叫嚣，但日本的专制殖民文化宣传却被上海民众架空和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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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与台湾、华北、东北等被日本占领地区相比，在上海实行的文化殖民主义统治是日伪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一方面因为日本一直还处于战争中，日本方面侧重点主要在军事行动上。最重要的是由于上海从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的巨大传承力量，再加上汪伪政权的先天不良，日伪尽管在各个沦陷区从政治上对传媒进行了各种干预，但他们对于上海的文化政策很难有明确具体的要求，所以日军在上海一直未能确立和实施有效的文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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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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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雨生、陶亢德主编；《风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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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俊芝主编：《女声》（1942.5—1945.7）共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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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蝶衣（第一年至第二年）、柯灵（第三年至第四年）主编；《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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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磊，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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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闻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2期第1版“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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