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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Demeritt（2001）也强调，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气候变迁研究，并不代表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和承载高度价值的政治并无二致，而是希望一般民众能够正视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研究过程的无法完全价值中立的现象。以最近台湾研究团队再次证实氟氯碳化物排放是造成臭氧层破洞的元凶为例，研究团队成员并非环境变迁专家；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团队并未采用该领域中的传统测量方法，而是设计全新的实验方法，让测量误差从传统测量方法的50％，缩小到5％以内。换言之，两年前美国科学家波普的一篇研究推翻氟氯碳化物排放是臭氧层破洞主因，引发全球最知名的两大科学期刊《自然》与《科学》对此议题展开激辩；但是两年后一个由“行外人”组成的台湾研究团队，却在一篇刊登在2009年5月《科学》期刊的研究报告中平息此项国际学术界的重大争议，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研究团队由非环境变迁专家的分子束专家组成，反而可以成功地跳脱环境变迁研究领域中既定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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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道性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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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从批判性研究角度来探讨消息来源选择和消息来源论述再现的研究路线，是环绕着“报道性言说”（reported speech）概念而进行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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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上述，传统的“新闻专业规范”要求新闻报道必须公正、中立、客观和平衡，而“引经据典”就成为体现上述规范的典型做法；也就是说，所谓的“报道性言说”就是在一则新闻报道中，被记者所援引的他人论述（citation or quotation）。一般而言，新闻报道中的引述概分为直接（direct）引述、间接（indirect）引述以及未指定间接（free indirect）引述；部分学者（Calsamiglia & Ferrero,2003;Lauerbach,2006）则再增加嵌入性（inserted）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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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统新闻学观点，援引他人论述可以确保新闻报道的内容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同时也让撰写报道的记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愈来愈多的学者（Caldas-Coulthard,1994;van Leeuwen,1996）指出，实情并非如此。一般而言，读者对新闻报道任何一个片段的意义赋予并非独立于其他片段之外，而是来自这些片段与其他片段所共同形成的脉络（context）。因此，Tannen（1989）强调，各种形式的引述（quotation）的意义会因为新旧论述脉络的不同而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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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Oliveira和Pagano（2006）更进一步指出，为了增加引述和新的论述脉络之契合度，对新闻报道者而言，即使是原汁原味的“直接引述”也有可能成为达成报道者沟通目标的修辞资源。换言之，即使记者不是故意要扭曲原意，当记者透过引述来报道新闻时，由于被引用的论点已经抽离原本的论述脉络，他人论述在新闻报道中被“断章取义”似乎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因此，在探究被引用的论点是否被扭曲时，我们要考虑的是被引用的论点是否仍然反映其“原始的意图、原始的目的以及原始的沟通伙伴”（Calsamiglia & Ferrero,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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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新闻报道中的引述之原意不容易在新的文本脉络中被保存，批判性论述学者普遍质疑，无论是科学新闻访谈或科学新闻报道，记者在选择消息来源和再现消息来源论述时是否真能做到公正、中立和客观。因此，批判性论述学者（Calsamiglia,2003;Moirand,2003）倾向于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在引用受访者或其他新闻来源时，无论是“谁”的论点被引用、“哪些论点”被引用以及被引用者如何在新闻报道中被呈现，都隐藏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特定目的。西班牙学者Calsamiglia和Ferrero（2003）为媒体科学论述中的引述功能下了一个很传神的批注：“引述是将他人言语用来传达以及服务引述者的目标”（p.149），同时也提供一套证明上述主张的语言学导向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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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alsamiglia和Ferrero（2003）的建议，研究者应该以引述出现前的新闻报道段落（the pre-citation segment）作为分析对象，然后从下列三个面向来了解媒体科学论述的作者立场（p.158）：“谁”（科学家或激进主义分子）被引述、被引述者“身份”如何被指称（个人或特定组织成员）以及被引述的言谈之行动类别（内容导向或评价导向），亦即引述者透过选择动词（choice of reporting verbs）的类别（陈述研究发现、陈述研究过程、澄清和促进了解特定专业概念的科普化动词、传达正向立场、传达中性立场、传达暂时性立场以及传达批判性立场）来定义被引述者看法之属性。简言之，针对媒体科学论述中所出现的引述进行上述三个面向之分析，可以有效地诠释新闻报道中科学的声音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亦即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如何呈现不同类别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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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当引述者将被引述者看法定义为“内容导向”时，被引述的内容会在报道中和陈述研究发现（findings）的动词（譬如，“观察”、“发现”以及“提及”）、陈述研究过程（procedures）的动词（譬如，“分析”、“探索”、“描述”以及“推测”）以及用来澄清和促进了解特定专业概念的科普化动词（譬如，“解释”、“比较”、“描述”、“举例说明”以及“界定”）一起出现。相反的，当引述者将被引述者看法定义为“评价导向”时，被引述的内容会在报道中和三种评价性动词（Hyland,2000
:28）一起出现，包括显现被引述者的正向立场的动词（譬如，“鼓吹”、“辩称”、“认为”以及“主张”）、显现被引述者中性立场的动词（譬如，“响应”、“表示”以及“引用”）、显现被引述者暂时性立场的动词（譬如，“分析”、“相信”、“假设”以及“建议”）以及显现被引述者批判性立场的动词（譬如，“抨击”、“谴责”、“反对”以及“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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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析架构，Calsamiglia和Ferrero（2003）选择6份西班牙报纸对于“疯牛病”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企图借此架构来解读哪些新闻来源（科学社群成员或具备特定政治或社会立场的人士）被西班牙报纸媒体视为与“疯牛病”事件比较相关。研究结果发现，个别的科学家的言论被引述时，比较经常和中性立场动词以及科普化动词一起出现；以集体身份出现的科学家之言论被引述时，比较经常和批判性立场动词以及暂时性立场动词一起出现；但是，非科学家的言论被引述时，比较常出现代表正向立场动词以及互动性导向立场动词（譬如“声称”、“宣布”）。Calsamiglia和Ferrero表示，尽管在科学领域中比较保留地陈述相关科学发现是一种常态，但是当科学知识在“疯牛病”报道中被形塑成一种暂时性和有限性知识，这样的报道虽然反映当下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却造成社会大众不必要的困惑和混乱。Calsamiglia和Ferrero认为，新闻记者如何能在有限的科学知识状态下，还能在报道中展现对科学的信心以协助公众对问题的理解，有待后续研究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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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结论：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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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性论述分析”角度来检视媒体科学论述，帮助研究者穿透文本/语言以及“新闻专业规范”的表象，看见隐藏于文本中流动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力量，是一个解析媒体如何建构新闻事件真实时不容忽视的研究观点（Fairclough,1988,1995;van Dijk,1988）。本文所探讨的科学新闻来源选择和引述内容，就鲜明地呈现新闻从业人员在实践“新闻专业规范”时，稍一不留意就会受到“政治规范”或“经济规范”的影响。首先，恪遵“平衡报道”原则而产制的报道，有可能对非专家看法经由等比例的报道而产生过度赋权的问题；但是媒体科学论述中也可能有意无意地矮化非专家的“发声正当性”，或者赋予特定专家比较高的“发声正当性”。此外，尽管新闻从业人员为求新闻报道的公正、中立和客观而尽量援引他人论述，但是姑且不论新闻报道中的引述之原意不容易在新的文本脉络中被保存，相关研究也证实，新闻从业人员在引用受访者或其他新闻来源时，都隐藏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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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播研究者对于自己的批判性也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性，否则容易落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自我实现”陷阱。首先，有些学者（Moirand,2000，转引自Calsamiglia & Ferrero,2003）认为，科学新闻记者原本可能只是基于本身科学专业之不足，因而对于所报道的内容欠缺安全感，所以在报道中尽量引述各方不同的声音；但是这样的做法却有可能无意中过度戏剧化新闻事件本身的冲突性。换言之，尽管有时候科学新闻记者引述很多新闻来源的原意只在实践“新闻专业规范”，然而学者从媒介批判角度来看类似文本时，有可能就会将它冠上所谓“煽色腥主义”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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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者从批判角度探讨媒体产制科学论述和新闻专业规范间的可能冲突时也不能忽视，有些科学议题本身就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性，因而一开始可能就已经被置放在一个政治性框架中来讨论，当然就很难断定是否存在所谓的媒体操弄“发声正当性”的问题。就食品中三聚氰胺含量的安全标准相关科学报道而言，台湾马英九任命的第一任卫生署长在9月底因为决定比照香港而定三聚氰胺含量标准2.5 ppm为上限，引发严厉批评，最后黯然下台；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声音集中在“为何要采取香港的标准，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标准”，因为三聚氰胺事件起因于自中国输入的问题乳制品，而参照香港的标准很快地就被扣上台湾“马政府为中国解套”的红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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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针对台湾前任卫生署长是否应该决定采用2.5 ppm作为三聚氰胺含量的安全标准，焦点不应该被集中在它是“香港的标准”；一个比较建设性的却一直没有出现的报道角度应该是：原本的“零检出”标准是否务实？只是当下却被事件所隐含的政治意涵模糊了报道以及公众讨论的焦点。有趣的是，最近台湾媒体引用外电报道，以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发言来证实，食品中的三聚氰胺含量在2.5 ppm以下对人体健康确实无害，而且强调成人即便每天吃也无伤。紧接着在一则台湾公共卫生学会、流行病学学会、事故伤害预防与安全促进学会举办联合年会的新闻中，更指出与会专家认为三聚氰胺会随着农药、肥料和美耐皿容器，进入人类食物链，要求“零检出”很难。也就是说，假如一个科学新闻事件本身就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性，相关新闻报道很容易就会受到政治性因素影响，媒体当然很难有所谓公正、客观、中立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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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结合批判典范和建构主义取径来解析媒体所扮演的“建构”真实角色，提供我们一个有效地探讨媒体科学论述和科学真相之间关系的研究角度，但是过度强调媒体从业人员个人因素或媒体组织的政经因素对媒体科学论述产制过程以及产制成果的影响，也有可能让研究者将一则客观且如实“报道”的媒体科学论述误读成主观“建构”的媒体科学论述。再以此次发生在台湾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就像一些长期受到欧美国家学术或文化影响的新兴国家一样，对台湾民众而言，“欧美国家比较先进”已经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度。因此，尽管过去世界各国不曾针对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合法含量制定标准，台湾媒体报道每次提及三聚氰胺含量标准，总是动不动就强调“完全依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标准”。此种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等同于国际标准或高可信度标准的科学论述，某种程度应该算是客观“报道”事实而非主观“建构”事实，因为它符合台湾民众（包含媒体从业人员）对于何谓先进或权威来源的共享预设（presup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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