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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自称历史的观察家和记录者、时代的“体温记”，一心做同行眼里的“话源发源地”和受众眼里的“观点供应商”，“10年里，这本自我定位‘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以各种抢眼的概念带来新鲜的撞击，引导读者关注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社会趋势。”[68]《新周刊》敢于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预言结论，非凡的勇气、敏锐的判断力都是其新锐的具体表现。《生活》创刊于2005年12月，是《号外》的内地版。“《生活》便是《号外》踏入第三十年后的一个升华结晶，一本终极杂志。”声称其灵感泉源和精神支柱是我们优越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当今中国以至全世界唯一一本关注心灵、提倡“心生活”的杂志。从表面看，两份刊物差距非常大，无论是办刊宗旨、编辑方式、文字风格都有很大区别。《新周刊》向前看，预言未来，风格轻快、躁动；而《生活》向后看，追述历史积淀，风格凝重、深沉。《新周刊》的小开本、密集的文字、匆忙的判断都是针对“行”在路上、精神紧张的时代人的充饥的“汉堡包”；《生活》月刊的大开本、少而精的信息传递、从容沉思的文字风格都是针对“倚坐”在沙发上以享受的姿态阅读的精神贵族们的一杯清茶。但两者之间其实又一脉相承。《新周刊》在创刊初期曾刻意模仿过《号外》，曾任《新周刊》主笔的期刊界传奇人物令狐磊，对《号外》的评价是“最悠闲、最literate的文盲、最乐天、最简单、最细节化生存……这就是最‘号外’”[69]。2003年，香港《号外》被内地现代传播集团收购，令狐磊被挖去做《号外》内地版《生活》的创意总监。《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回归，附和了“传统文化复兴论”的潮流，这是最近几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关注民族历史、整合精神文化教育的一种趋势，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而其对“禅”的精神的提倡，纯粹的白纸、黑字、大图、留白的版式，运用“减法原则”的编辑手法引导读者向纯粹阅读的方向发展，都体现了一种新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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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在受众定位上更是惊人地相似，《新周刊》在2006年第16期曾评出“十大首席读者”，其中一个博士、一个硕士、三个传媒工作者、一个儿童文学作者，其余的也基本上是“文化人”。而《生活》号称“都市知识精英专享的优质精神读物”，白领定位明确。《生活》出版人许知远曾说，他理想中的读者是40岁，文中“大块头”的充满哲理和思辨的文章也是有经历的人才能读得懂悟得到的。《生活》月刊在机场卖得好，也从侧面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那里是该杂志核心读者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在30-40岁间，是受过大学教育，从事与文化有关的工作或是文化素养较深的成功人士。这正是这类期刊核心读者的标准画像——典型的白领定位。中国的白领与西方一样，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白领”是这个社会中所谓受到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的私人修养、工作自由度较大、收入相对较高的中产阶层。他们以工具理性为主导方式，靠自己的技能或知识攀到了社会上的一个白领岗位。“现代知识匠出现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革命组织的形式的变化。革命本身变成了一种由‘工具主义理性’推行的技术。”[70]而中国白领日渐壮大，成为经济社会举足轻重的一个群体。“目前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数约为7500万人……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掌握或者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和40％的进出口贸易总额、69％的出版发行。个体私营经济占GDP比重已超过1／3，部分地区达到80％以上。预计到2010年，非公有制经济将占全国税收的50％。”[71]经济生活中脱颖而出的知识白领，在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的同时，也在新锐期刊中获得了青睐和瞩目。他们成为各类专题和话题的主角，他们的成长经历成为典范，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都市生活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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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白领是中国新阶层的典型代表。“新阶级是一个有瑕疵的普救阶级：新阶级是精英主义者，追求私利，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并控制自己的工作状况。然而新阶级也可能是历史迄今发给我们的最好的一手牌。”[72]米尔斯在其著作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段话：“正是在这个白领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20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日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白领职业者已推翻了19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分人组成的预测……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20世纪的主要剧目。”[73]《新周刊》每期的专题都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和针对性。对新阶层的关注更是堪称期刊之最，主要有三类内容，一类是在新阶层刚露头的时候，将他们推到公众的视野中，如2002年1月第122期“阶层之谜”；2003年1月第144期“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诞生”；2008年9月第282期“高调隐居——新富阶层的田园想象”探讨新阶层的生活方式；2003年7月第156期“同学会：第四种关系”；2007年8月第257期“有一种毒药叫成功”；2008年7月第279期“穷忙族：上行社会的职场瓶颈”，甚至用个案的方式来分析；2008年2月第269期“说不清——窦文涛，一个话痨的十年”。针对新阶层内容的小文章更是随处可见。而《生活》月刊则更多地关注大师、教师、作家等知识阶层，担负起民族、国家的重大责任，注重思想的启蒙和传统文化的复兴。宗教、大学、音乐等充满人文精神的、带有终极色彩的话题比比皆是。2006年9月专题“传承·导师”，2008年3月主题“启蒙与复兴”……充满精神的光芒和睿智的思考。《号外》同样关注白领阶层。“《号外》每一期的专题越来越受到中产读者的追捧，而专题的诞生往往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驰骋想象；另一便是纯粹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如12月的圣诞特辑等，一定会呼应广告客户的要求。”[74]新阶层已经成为新锐期刊的主流受众，对新阶层的刻画一方面拓清了他们的面貌，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成长发展画出了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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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文化，萧士认为包含了四个要素：科学主义、浪漫主义、革命主义和民粹主义。它们都有各自潜在的异化。[75]这种文化所培育的潜在的异化以批判式文化表现出来。“批判式言论以一个明确的言语行为为中心：确证。在这种文化中，原则上没有任何事物是不能受到讨论和质疑的……这种规范是新阶级共有的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76]《新周刊》在充分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撇开历史牵绊，厘清、突出、定义生活趋势和概念，这是一种典型的确证的言论方式。“批判式言论文化使所有基于传统社会权威的言论失去了权威性，同时将自己树立为所有‘权威’言论的标准。”[77]这种言论方式也有很强的两面性。“由于要求自警和自律，批判式言论文化有助于培养知识分子的反省精神，却容易让人失去温情和自发性。而且这种反省强调要调节行为以符合某些适当的规范。”[78]“新阶级承载的批判式的和谨慎的言论文化，是一种划时代的有助于解放的理性。这种新的言论文化是批判既成统治的基础，也有助于摆脱传统，但它也播下了新的统治的种子。它的讨论是一种蹩脚的辩论机器，会压制和扼杀想象力、灵活性和表现力。”[79]这些阐释，与新锐期刊的表现非常契合。新阶层是新锐期刊的核心读者，新锐期刊成为新阶层的言说者，两者互为体用，荣辱共享，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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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判式的和谨慎的言论文化的背后是白领阶层的身份焦虑。C .怀特·米尔斯在其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这样描述白领阶层：他们的内心是分裂的和支离破碎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必须依附于更强大的势力；他们缺乏组织性和独立性。新锐期刊努力表达的自信正是中国现时新阶层的处境造成的。新阶层缺乏归宿感，缺少积极的政治及社会归属意识，基于情感诉求，他们需要不断地证明给人看，需要靠不停地确认、不停地阅读和言说来缓解个人的孤独和身份的焦虑。“白领阶层的身份焦虑除了来源于人格与文化意义上的依附外，还来源于对自身身份丧失的忧虑。当然，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依附，才时刻面临被抛出白领这一阶层的危险，而被抛出的危险又再度增加了依附性。”[80]作为白领的代言人，这类期刊在传达新锐精神的同时也透出脆弱，《新周刊》似乎“高处不胜寒”，已经疲于贩卖新概念而向新闻周刊靠拢，《生活》的50元定价及对形式的极致追求冲淡了对内容的重视。充满厚重历史感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支撑起制作群体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充满心机地将下里巴人与世俗生活排除在外，弥漫着空旷和清高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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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新阶层增强自信的只有自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着时代发展趋势，“……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人的生成方式和人自身的需要满足与实现方式，因而我们才说生活方式是把握社会和人自身的基本方式。”[81]衣、食、住、行、娱乐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具体化。新阶层对先进知识的把握和世界观的未来意识，融合在新锐期刊中，新锐期刊将新阶层对生活方式的预见和实践化在资讯里先入为主地传播给受众，以达到倡导先进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之目的。期刊对信息的沉淀、进行理性分析的方式、与受众深入细腻的接触方式、饱含人生价值观和人生感悟的主观理念，都会对受众的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两者形成积极互动和高效的交流沟通。在纸质媒体因为电子媒介的冲击而生存愈显艰难的当下，新锐期刊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生存策略也愈加成为制作者最费脑筋的问题。作为休闲文化的承载体，在包容多元生活方式的同时高调演绎着现代生活方式并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是以‘生活方式圣经’出名的，人们喜欢看《i-D》，因为他们可以从这里获得灵感和激情……时尚只是一个借口……我们总是以全球视角寻找创新点。”对美国文化功勋卓著的《花花公子》，它的创办人一直就声称自己的杂志是一本倡导生活方式的杂志。新阶层大多是靠自我奋斗进入上行社会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有强烈的自足性和开放性。而新锐期刊对生活方式的倡导具有深刻的心理学意义。香港《号外》对“leisure”生活的倡导，是对“忙碌”的现代生活的调节，《新周刊》以一个观察家的身份来看当下生活，《生活》以旅行者的目光来思考和感悟历史，都与当下生活拉开距离，形成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让我们忘却现实的牵拌和烦恼，使精神无拘无束地游弋在创意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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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自觉创新品质的新锐期刊，秉承新阶层蓬勃向上、一往无前的朝气，体现休闲时代的鲜明特质，向世人昭示着一股清新的生活之流。它毫无疑问地将影响我们的生活，就像《i-D》主编所言：“杂志可以影响读者，这些读者可以影响社会的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影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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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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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小东译，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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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维真译，美·阿尔文·古尔德纳著《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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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令狐磊：《让人惊奇的爆炸物》，载《杂志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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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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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真人秀：商业逻辑下的身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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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洵 罗 昕[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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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整容真人秀节目遭到禁播，其内在原因在于这种节目类型在商业主义逻辑力量的操纵下，不惜利用血腥、情色、隐私等元素来迎合和刺激大众的低俗口味，实现身体消费的资本权力。本文运用波德里亚有关“身体消费”理论，在厘清“身体消费”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节目流程的解剖，从选手选拔、环节设置、包装方式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整容真人秀类型节目是如何在挑选、改造、包装、展示的过程中，对女性身体的符号价值进行多重盘剥的。揭示了在资本权力操控下，女性的身体难逃被大众传媒利用，落入商业消费主义的槽模中，而整容真人秀节目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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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整容真人秀：“美丽神话”的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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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底，国家广电总局明令禁止了整容、变性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包括《美丽新约》在内的整容真人秀节目一时间受到停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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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真人秀类节目近几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兴起，是选秀节目的一种最新细分类型。节目首先在普通人中选拔少数幸运者成为参赛选手，接着为选手进行免费整容手术、康复训练、心理辅导等，再让选手通过竞赛互相淘汰，最终胜出的将获得再教育基金、签约演艺圈等优厚奖励。目前该类节目中比较成功的有美国广播公司的《改头换面》、MTV频道的《我想要张明星脸》以及福克斯电视网的《天鹅》。国内媒体也闻风而动，迫不及待地直接引进了这种节目形式，从2005年至今短短几年时间里，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大众传媒都积极参与其中，出现了华娱卫视《美丽起义》、湖南经视《天使爱美丽》、天津卫视《化蝶》、湖北电视台《花落谁家》之《看我72变》、新快报《天鹅PK秀》、新浪《百人变脸》活动，以及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美丽新约》等一批同类型节目。但国内的整容真人秀电视节目从理念、流程，到规则、内容各方面都基本沿用国外节目的套路，没有进行真正的本土化改造，不能算是成熟的节目形态，节目一播出便受到“画面血腥、恐怖、暴露，格调低下，活动组织奢华铺张，审查把关不严，片面追求收视率”等话语的批评，社会影响恶劣而最终遭到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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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容真人秀节目的商业主义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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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整容真人秀节目遭到封杀，就节目表象而言，确实难避血腥、庸俗的嫌疑。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节目从开始就并非立足受众高尚的文化趣味，不过是在商业力量、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以女性身体为卖点，迎合庸俗收视趣味的媚俗做法。尽管节目宣称“立足女性，关爱女性”，但无论是“爱护女性”的高调标榜，还是“慈善公益性活动”的美丽口号，都只是为掩饰商业目的而炒作的概念而已。活动举办初衷是整容机构市场营销的需要与电视台收视追求的契合与共谋，节目各个环节的设置也完全服务于电视制作的需要。节目流程始终贯穿商业主义意识形态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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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选手故事、选手潜质来看，充分体现了满足眼球经济的特征。一是每位选手都有故事、有卖点，本身的经历和遭遇很具新闻的“悦读性”。选手中有的因容貌而遭丈夫、男友抛弃，有的在求职、工作中备受歧视或遭不公待遇。而节目将这些煽情的市井故事转化为观众的注意力，这是制造收视的第一步。二是每位选手都具备“蜕变”的潜质，符合最终走上灯光璀璨的选美舞台的条件，即选手本身已经具备了制造快感的可塑性。像有的选手是不得志的艺校学生，有一定的舞台功底；有的是高级主管、白领丽人，具备良好的职业气质。可以看出，以上这两个挑选选手，或者说挑选节目“演员”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商业逻辑的需要而非选手自身的需要，“爱护女性”、“慈善公益”的伪装黯然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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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节目环节设置看，充分体现了满足电视手段的特征：将一切可视化，满足受众的窥视欲望。其中的整容直播环节是最受争议和诟病的地方，也是使节目遭到禁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将血淋淋的手术场面、裸露的人体一并呈现在观众眼前，以极具刺激性的画面挑战着观众的忍受力极限，同时满足了对血腥、暴露的窥视欲望。而节目方却将这种畸形的迎合行径偷换成“整容知情权”的伪概念。因为，除非有整容意愿的人，对一般观众而言并没有了解整容过程的需要，观众从中收获的绝对是刺激多于医学知识，而且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该概念。所谓“整容知情权”只不过是炒作需要而制造的伪概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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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选手花絮、评委身份看，都充分体现了满足大众娱乐的特征。康复期间是节目的“淡季”，对选手的表现更多只能通过生活花絮、花边新闻来填充，而这些节目、新闻中充斥着无聊、媚俗、反科学的“垃圾信息”，如《疯狂影迷一心变身大S 赴“美丽新约”圆梦》、《“美丽新约”选手暗恋帅气“乔峰”医师！》、《美人记花絮 豪华别墅大曝光》、《美人记花絮 十二星座与整容》。而所谓专家对选手的心理辅导的访谈节目（如《美丽新约》之《璇音解码》），难以避免对选手的私生活、曾经的遭遇和痛苦进行曝光。实际上，选手一旦与节目方签订合约，就等于同意出卖自己的隐私，这是参加节目的必然代价。而接下来的选手PK、终极盛会，以服装走秀、才艺展示为主（如《天使爱美丽》），完全按照选美比赛进行操作。评委团基本上是由娱乐领域相关人士组成，从网站娱乐频道总监到娱乐杂志主编。不难看出，选拔是以大众的娱乐趣味和时尚风向标作为最终的决定力量，而女性更值得提倡和讴歌的各种品质，如勤劳、包容、坚韧、独立自主等，丝毫无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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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整容真人秀节目是商业逻辑与收视要求在市场利益这个节点上不谋而合的产物而已，所谓“立足女性，关爱女性”，“重塑美丽、自信的女性”等口号只是空洞的概念。在整个节目过程中，无论是哪个环节，都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身体，更确切地说，是女性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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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身体消费中实现资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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