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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文化，萧士认为包含了四个要素：科学主义、浪漫主义、革命主义和民粹主义。它们都有各自潜在的异化。[75]这种文化所培育的潜在的异化以批判式文化表现出来。“批判式言论以一个明确的言语行为为中心：确证。在这种文化中，原则上没有任何事物是不能受到讨论和质疑的……这种规范是新阶级共有的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76]《新周刊》在充分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撇开历史牵绊，厘清、突出、定义生活趋势和概念，这是一种典型的确证的言论方式。“批判式言论文化使所有基于传统社会权威的言论失去了权威性，同时将自己树立为所有‘权威’言论的标准。”[77]这种言论方式也有很强的两面性。“由于要求自警和自律，批判式言论文化有助于培养知识分子的反省精神，却容易让人失去温情和自发性。而且这种反省强调要调节行为以符合某些适当的规范。”[78]“新阶级承载的批判式的和谨慎的言论文化，是一种划时代的有助于解放的理性。这种新的言论文化是批判既成统治的基础，也有助于摆脱传统，但它也播下了新的统治的种子。它的讨论是一种蹩脚的辩论机器，会压制和扼杀想象力、灵活性和表现力。”[79]这些阐释，与新锐期刊的表现非常契合。新阶层是新锐期刊的核心读者，新锐期刊成为新阶层的言说者，两者互为体用，荣辱共享，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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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判式的和谨慎的言论文化的背后是白领阶层的身份焦虑。C .怀特·米尔斯在其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这样描述白领阶层：他们的内心是分裂的和支离破碎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必须依附于更强大的势力；他们缺乏组织性和独立性。新锐期刊努力表达的自信正是中国现时新阶层的处境造成的。新阶层缺乏归宿感，缺少积极的政治及社会归属意识，基于情感诉求，他们需要不断地证明给人看，需要靠不停地确认、不停地阅读和言说来缓解个人的孤独和身份的焦虑。“白领阶层的身份焦虑除了来源于人格与文化意义上的依附外，还来源于对自身身份丧失的忧虑。当然，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依附，才时刻面临被抛出白领这一阶层的危险，而被抛出的危险又再度增加了依附性。”[80]作为白领的代言人，这类期刊在传达新锐精神的同时也透出脆弱，《新周刊》似乎“高处不胜寒”，已经疲于贩卖新概念而向新闻周刊靠拢，《生活》的50元定价及对形式的极致追求冲淡了对内容的重视。充满厚重历史感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支撑起制作群体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充满心机地将下里巴人与世俗生活排除在外，弥漫着空旷和清高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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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新阶层增强自信的只有自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着时代发展趋势，“……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人的生成方式和人自身的需要满足与实现方式，因而我们才说生活方式是把握社会和人自身的基本方式。”[81]衣、食、住、行、娱乐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具体化。新阶层对先进知识的把握和世界观的未来意识，融合在新锐期刊中，新锐期刊将新阶层对生活方式的预见和实践化在资讯里先入为主地传播给受众，以达到倡导先进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之目的。期刊对信息的沉淀、进行理性分析的方式、与受众深入细腻的接触方式、饱含人生价值观和人生感悟的主观理念，都会对受众的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两者形成积极互动和高效的交流沟通。在纸质媒体因为电子媒介的冲击而生存愈显艰难的当下，新锐期刊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生存策略也愈加成为制作者最费脑筋的问题。作为休闲文化的承载体，在包容多元生活方式的同时高调演绎着现代生活方式并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是以‘生活方式圣经’出名的，人们喜欢看《i-D》，因为他们可以从这里获得灵感和激情……时尚只是一个借口……我们总是以全球视角寻找创新点。”对美国文化功勋卓著的《花花公子》，它的创办人一直就声称自己的杂志是一本倡导生活方式的杂志。新阶层大多是靠自我奋斗进入上行社会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有强烈的自足性和开放性。而新锐期刊对生活方式的倡导具有深刻的心理学意义。香港《号外》对“leisure”生活的倡导，是对“忙碌”的现代生活的调节，《新周刊》以一个观察家的身份来看当下生活，《生活》以旅行者的目光来思考和感悟历史，都与当下生活拉开距离，形成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让我们忘却现实的牵拌和烦恼，使精神无拘无束地游弋在创意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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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自觉创新品质的新锐期刊，秉承新阶层蓬勃向上、一往无前的朝气，体现休闲时代的鲜明特质，向世人昭示着一股清新的生活之流。它毫无疑问地将影响我们的生活，就像《i-D》主编所言：“杂志可以影响读者，这些读者可以影响社会的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影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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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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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小东译，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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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维真译，美·阿尔文·古尔德纳著《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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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令狐磊：《让人惊奇的爆炸物》，载《杂志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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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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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真人秀：商业逻辑下的身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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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洵 罗 昕[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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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整容真人秀节目遭到禁播，其内在原因在于这种节目类型在商业主义逻辑力量的操纵下，不惜利用血腥、情色、隐私等元素来迎合和刺激大众的低俗口味，实现身体消费的资本权力。本文运用波德里亚有关“身体消费”理论，在厘清“身体消费”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节目流程的解剖，从选手选拔、环节设置、包装方式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整容真人秀类型节目是如何在挑选、改造、包装、展示的过程中，对女性身体的符号价值进行多重盘剥的。揭示了在资本权力操控下，女性的身体难逃被大众传媒利用，落入商业消费主义的槽模中，而整容真人秀节目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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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整容真人秀：“美丽神话”的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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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底，国家广电总局明令禁止了整容、变性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包括《美丽新约》在内的整容真人秀节目一时间受到停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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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真人秀类节目近几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兴起，是选秀节目的一种最新细分类型。节目首先在普通人中选拔少数幸运者成为参赛选手，接着为选手进行免费整容手术、康复训练、心理辅导等，再让选手通过竞赛互相淘汰，最终胜出的将获得再教育基金、签约演艺圈等优厚奖励。目前该类节目中比较成功的有美国广播公司的《改头换面》、MTV频道的《我想要张明星脸》以及福克斯电视网的《天鹅》。国内媒体也闻风而动，迫不及待地直接引进了这种节目形式，从2005年至今短短几年时间里，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大众传媒都积极参与其中，出现了华娱卫视《美丽起义》、湖南经视《天使爱美丽》、天津卫视《化蝶》、湖北电视台《花落谁家》之《看我72变》、新快报《天鹅PK秀》、新浪《百人变脸》活动，以及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美丽新约》等一批同类型节目。但国内的整容真人秀电视节目从理念、流程，到规则、内容各方面都基本沿用国外节目的套路，没有进行真正的本土化改造，不能算是成熟的节目形态，节目一播出便受到“画面血腥、恐怖、暴露，格调低下，活动组织奢华铺张，审查把关不严，片面追求收视率”等话语的批评，社会影响恶劣而最终遭到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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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容真人秀节目的商业主义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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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整容真人秀节目遭到封杀，就节目表象而言，确实难避血腥、庸俗的嫌疑。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节目从开始就并非立足受众高尚的文化趣味，不过是在商业力量、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以女性身体为卖点，迎合庸俗收视趣味的媚俗做法。尽管节目宣称“立足女性，关爱女性”，但无论是“爱护女性”的高调标榜，还是“慈善公益性活动”的美丽口号，都只是为掩饰商业目的而炒作的概念而已。活动举办初衷是整容机构市场营销的需要与电视台收视追求的契合与共谋，节目各个环节的设置也完全服务于电视制作的需要。节目流程始终贯穿商业主义意识形态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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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选手故事、选手潜质来看，充分体现了满足眼球经济的特征。一是每位选手都有故事、有卖点，本身的经历和遭遇很具新闻的“悦读性”。选手中有的因容貌而遭丈夫、男友抛弃，有的在求职、工作中备受歧视或遭不公待遇。而节目将这些煽情的市井故事转化为观众的注意力，这是制造收视的第一步。二是每位选手都具备“蜕变”的潜质，符合最终走上灯光璀璨的选美舞台的条件，即选手本身已经具备了制造快感的可塑性。像有的选手是不得志的艺校学生，有一定的舞台功底；有的是高级主管、白领丽人，具备良好的职业气质。可以看出，以上这两个挑选选手，或者说挑选节目“演员”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商业逻辑的需要而非选手自身的需要，“爱护女性”、“慈善公益”的伪装黯然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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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节目环节设置看，充分体现了满足电视手段的特征：将一切可视化，满足受众的窥视欲望。其中的整容直播环节是最受争议和诟病的地方，也是使节目遭到禁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将血淋淋的手术场面、裸露的人体一并呈现在观众眼前，以极具刺激性的画面挑战着观众的忍受力极限，同时满足了对血腥、暴露的窥视欲望。而节目方却将这种畸形的迎合行径偷换成“整容知情权”的伪概念。因为，除非有整容意愿的人，对一般观众而言并没有了解整容过程的需要，观众从中收获的绝对是刺激多于医学知识，而且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该概念。所谓“整容知情权”只不过是炒作需要而制造的伪概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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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选手花絮、评委身份看，都充分体现了满足大众娱乐的特征。康复期间是节目的“淡季”，对选手的表现更多只能通过生活花絮、花边新闻来填充，而这些节目、新闻中充斥着无聊、媚俗、反科学的“垃圾信息”，如《疯狂影迷一心变身大S 赴“美丽新约”圆梦》、《“美丽新约”选手暗恋帅气“乔峰”医师！》、《美人记花絮 豪华别墅大曝光》、《美人记花絮 十二星座与整容》。而所谓专家对选手的心理辅导的访谈节目（如《美丽新约》之《璇音解码》），难以避免对选手的私生活、曾经的遭遇和痛苦进行曝光。实际上，选手一旦与节目方签订合约，就等于同意出卖自己的隐私，这是参加节目的必然代价。而接下来的选手PK、终极盛会，以服装走秀、才艺展示为主（如《天使爱美丽》），完全按照选美比赛进行操作。评委团基本上是由娱乐领域相关人士组成，从网站娱乐频道总监到娱乐杂志主编。不难看出，选拔是以大众的娱乐趣味和时尚风向标作为最终的决定力量，而女性更值得提倡和讴歌的各种品质，如勤劳、包容、坚韧、独立自主等，丝毫无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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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整容真人秀节目是商业逻辑与收视要求在市场利益这个节点上不谋而合的产物而已，所谓“立足女性，关爱女性”，“重塑美丽、自信的女性”等口号只是空洞的概念。在整个节目过程中，无论是哪个环节，都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身体，更确切地说，是女性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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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身体消费中实现资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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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体消费”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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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地位，从柏拉图的二元对立论，到中世纪宗教对肉身的禁锢，再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技术理性，都被排斥在灵魂、意志、理性之外，在悠长的岁月里被囚禁在哲学和宗教为之制造的牢笼之中。直到尼采高呼“一切从身体出发”把身体带到了哲学话语的中心，人们得以重新审视生命根本的身体，自由地展示、摆弄、暴露……不少人因此高呼“身体解放”、“身体狂欢”的到来。然而，批判学派学者们严肃地告诉我们，真正把身体放置到聚光灯之下的，是消费主义的商业逻辑，而非哲学意识的觉醒，“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这便是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波德里亚）[83]；身体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是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操作、贩卖、收买、训练、规训、科学管理和监视”（福柯）[84]。身体深陷囹圄，被控制得更加牢固，人们却全然不觉，且甘之如饴。而身体控制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女性，诚如苏珊·鲍德的评价：“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对女性身体的全面控制和约束，以至女性不仅在社会活动、职业工作和家庭生活中，也在休闲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随时承受有形和无形的压力，迫使自身按照流行于社会中的各种消费和娱乐标准约束自己的身体。”[85]波德里亚进一步指出，美成为对女性的绝对命令，因为身体沦为资本的一种形式，由此引发了“身体消费”这一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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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消费”一词被频频使用却缺乏严格的界定。从经济学角度，它被解释为“为维护自我的外在形象而进行的消费，如服装、饰物、化妆和美容、整容以及健身等活动”[86]。而大量的文化学者吸收了波德里亚等人的观点，将之理解为一种对身体的符号的系统化的操控活动。笔者认为，波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以《最美的消费品：身体》为题阐述了身体在消费社会的处境，这应该是“身体消费”这一术语最重要的理论由来。作为“消费社会”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对“身体消费”的解释无法离开这个语义框架。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广义的“身体消费”可以有两重含义，一是围绕（或者说为了）身体而进行的消费。这一层面上的“身体”是普通意义的肉身，作为人类思想、精神的物质载体，身体是一种生物性的物质结构。二是指身体本身进入消费领域，成为消费品的一部分，也即是说，是符号资本化的过程。这一层面的“身体”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符号象征物。而“消费”不是经济意义上的买卖、交换的物质实践那么简单，而是“一种话语权力系统”、“一种意识形态”[87]，它“以话语权力的形式使人们自觉认同它所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概念”，“是一种确保符号调控和群体整合的系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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