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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经过水上的风浪时，我必与你同在。”《圣经》里的上帝如此应允他的子民。“三叉戟号”帆船像一片树叶一样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波峰浪谷间飘摇了一百多天后，终于到达酷热中的广州。“到中国去的航程是最长最远的航程”，17年之后，马礼逊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名流在他的母校霍克斯顿神学院的演讲中回顾航程中的滔天风浪时，他仍然觉得帆船随时都可能被摧折在暴怒的大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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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广州只是一系列孤独、抑郁和沮丧的开始。唯一的安慰是马礼逊到广州后，美国商馆慷慨地接纳了他，给了他一个藏身之所，那完全是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给他开的一份介绍信的功劳，否则他可能就是一只被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老鼠，危险无时无处不在。当马礼逊一踏上广州的土地，马戛尔尼使团在出使纪实里对清国的描述很自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个封闭的帝国敌视一切新鲜事物，这里不只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简直是另一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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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洋行新来了一个夷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即使是待在商行里，马礼逊也不得不面临中国人的围观，他们用疑虑和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围着他问这问那，如果他能在街面上自由走动，肯定会听到人们对他的新称呼——“番鬼”。不过，来到广州后，马礼逊学到的第一个新的中文词是“嘉庆”，清国皇帝的年号，只是这两个吉祥的字眼没有给马礼逊带来好运。这一年正是嘉庆十二年（1807），传教禁谕依然被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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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禁谕是罗马教廷与清政府间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的结果。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704年，教皇格勒门十一（ClementXI）发布了一个颇具挑衅意味的教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从敬天、祭孔、祀祖的传统习俗。2这些传统习俗是天朝意识形态的外化，关系天朝的立国大本。在位的康熙皇帝感觉到了这一禁约的政治涵义，这是在和大清皇帝争夺子民，立即予以严词拒绝，“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康熙的继任者雍正更是对传教怀有戒心，甫一登基即将传教士赶往澳门，并数度发生排教、仇教事件。乾隆年间先后三次镇压天主教。一百二十多年间，传教不仅为官方所禁止，也为民间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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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来到广州的马礼逊根本就不能走出栖身的商行，传教则无从说起。对于马礼逊来说，首要任务还是学习中文，虽然在两年前他已经跟华侨开始了这项学习，但远没有达到熟练运用的地步，要想读懂中国的经典书籍还有困难，更谈不上用古奥的文言文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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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大清的法律，中国人不仅不能学习夷语，也不能教夷人学习中文，违者杀头。中国人不准学习外语的禁令在1860年得到一个猝不及防的教训，清朝官吏要求北京的囚徒巴夏礼给英国公使额尔金写一封“退兵书”，而巴夏礼提出，“该书只写英文，不写汉文”。这个条件让清朝官吏极为郁闷，因为偌大个北京城，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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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的中文老师高先生每次来给他授课的时候，必须随身携带两件道具——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5鞋子表示他是来买鞋子的，不是来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被官府查出，可以尽快把自己了结。危险确实发生过，官府接到举报说，高先生教授马礼逊中文，3年时间至少积蓄3万至4万元，这个夸大其词的报告受到官方重视，高先生遭到追捕，但他跑得及时，毒药才没有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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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文是如此的危险，而学习本身也是一项苦差事，更为苦恼的是马礼逊没有理想的落脚之地。3个月之后，马礼逊在美国商行的房屋租期届满，辗转流落到法国商行，继续汉语学习。春天，他给父亲的几封信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谈论他的学习进展：“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专注于学习中文”，“因为只有学会了中文，我才能做圣工。”“我在室内读书时间太久，造成身体不舒服，于是我放松了一点，不再过度用功，才复元。”6后来的中国学者林语堂说第一批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譬如一次漫长而精细的自杀”7，虽然有些夸张，但并不算太过分。在那个时代，不少西方人甚至怀疑中文是外国人所能掌握的语言。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足以折磨他们的耐心，更不用说即使他们穷尽一生也不能透彻掌握的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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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掌握标准的中文，马礼逊托人弄到了一共有32册的新版《康熙字典》。也是在这年春天，他开始摸索着编写一部《华英字典》，字典的内容就是他在学习过程中陆续积累的。除了深造中文，马礼逊打发寂寞时光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翻译《圣经》，1810年（嘉庆十五年）马礼逊完成了《使徒行传》的翻译并付印，第二年，他又完成了《路加福音》的翻译。这些都是杀死时间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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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到了1812年，形势更加恶劣，清廷再颁禁教谕旨，禁止洋人秘密印刷书籍，传教惑众，为首者斩。谕旨中的每一个字好像都是针对马礼逊的。5年过去了，马礼逊依然像一只四处躲藏的老鼠，传教工作无法展开，印好的书籍白送也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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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马礼逊到东印度公司谋了一份编译的工作，年薪500英镑。这份工作不仅帮助他解决了经济问题，还让他能合法地逗留广州，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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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他结婚了，但不得不忍受两地分居。在大清国，洋女人是不能进入广州城的，她们只能待在澳门。这造成彼时澳门的男女比例极不协调，女性大约是男性的两倍。天朝的这项制度设计有着自己的算计，没有女人陪着，这些讨厌的番鬼就不会长期赖在广州了。两百年后的2007年，澳门各界隆重纪念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政府发行了纪念马礼逊的邮票。事实上，当年马礼逊在澳门的小家风雨飘摇，他一人奔波在外，长子刚出生不久就夭折，妻子身体虚弱也无人在身边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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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马礼逊太需要朋友了。1813年7月4日，很难用语言来描述马礼逊那一天的心情，一封书信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喜讯：一位传教士偕夫人抵达澳门，将辅助他秘密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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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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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两个助手：米怜和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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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米怜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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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米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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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怜出生于1785年，小马礼逊三岁，同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他出身底层，6岁丧父，被委托给一位亲戚监护，一度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顽童，在信奉基督之后才一改前非。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底层社会生活的磨砺让他具备了成为圣徒的坚韧性格。当他申请去中国传教时，伦敦传道会认为他举止粗野，文化素质、知识水平都不足以到中国这么一个文化深厚的地区传教，按他们的选拔标准，起码要受过医学、天文学的训练。派米怜这样一个粗人去，神的面子似乎也挂不住。征选委员会里的一位委员不无揶揄地对米怜说：“你去做工人最合适。”但米怜不觉得这句话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他说：“你们如果觉得我没有资格的话，那我去中国我可以做任何的工作……我去洗衣服，去烧饭，我来服侍马礼逊博士，让他可以专心地传教，我愿意做任何仆人的工作。”底层出身的米怜并不高看自己，伦敦传道会也没有死咬文凭学历不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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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怜来华传教的事就这样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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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中国，米怜在广州潜居，突击中文，帮助马礼逊翻译《圣经》。1814年，在中国广州、澳门都无法立足的米怜和马礼逊商议将马六甲作为海外传教基地，并在这年冬天前往考察，他们发现这里有地利人和之便。这里靠近中国大陆，随时可与印度和广州联络，交通甚为方便。同时，这里也是华侨聚居地，利用华侨的流动性，便于对大陆进行渗透。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如马礼逊所说，马六甲“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里有英国殖民统治者部署的必要的兵力”8。当米怜到达马六甲时，受到了殖民当局的欢迎，表示愿意为传教提供一切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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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一起来到英属殖民地马六甲，同来的还有大清国刻字工人梁发。他们商量好了，来到马六甲要办学校、办印刷所，学校可以培养传教人才，书籍传播可以代替四处游说，而且影响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在他们拟定的计划里有“要求在马六甲刊印一份小型月报，以便传播实用知识和基督教”。利用报刊来传教，对他们来说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在他们的祖国，阅读报刊是日常生活内容之一，他们很明白报刊的宣传功用。虽然很难查阅到19世纪初年西方主要国家的报刊数量，但一份资料表明，道光七年（1827），英国有报刊480多种，美国800多种，法国490多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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